|
近代语境中的宋代近世说及其“近世”指向 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先看域外学者的观点。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这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来的。1922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其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内藤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根据是“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而这一点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内藤提出的假说在二战结束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内藤湖南的学生对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二是1950年10月，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近世》，全面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实和共同点，认为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已经能看出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对国际宋史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日美欧学者对宋代的历史地位均作出了很高评价。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日本学者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新近出版的《哈佛中国史》第四册《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写道：“欧洲则在数个世纪后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期间，对东方的思想进行了仿制、吸收和改进。”不仅如此，美国的历史学家在日本汉学家的启发之下，开始把宋代看做中国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时期之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都有广泛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面貌。 内藤的宋代近世说不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且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的，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带有殖民色彩。循着这一思路，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相反“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 当然，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得失时，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此种东西比附一旦流于牵强，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乱。美国学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包弼德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 再看国内学者的看法。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待宋代历史文化与他们所处近世（晚清社会）的关联。如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在《宋辽金史》总论中说：“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这些前贤的论述与前揭陈邦瞻、薛应旂的观点一脉相承，显然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也大致是这个原因，才有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上述可知中外学者在19和20世纪之交，都把宋代历史看作中国近世的开端，其后日美学者偏向诸如城市、市镇、经济、交通、印刷、社会结构等方面宋至晚清的源流变化；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总结了宋代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人心礼俗对晚清社会的形塑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