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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刑视像的文化解码 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晚清酷刑成为东西方备受关注的“文化景观”。一方面，中华帝国的酷刑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刑罚谱系，演进为具有中国文化烙印的刑罚身体观，这成为中国法制近代化中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别具特色的刑罚是西人眼中的“异域风情”和奇观异景，西人留下诸多有关中华帝国酷刑的记述和图像，这为理解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丰富资源。 中华帝国的刑罚名目众多，以身体的完整程度来界定刑名级别之高下。其中破坏身体最甚的凌迟成为西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卜正民《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是代表之作。除凌迟之外，同样为西人关注但研究甚少的还有枷刑，这种刑罚虽对身体的破坏程度小，但因其观瞻性、普遍性也留下诸多西方的图文史料。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枷刑通过身体的“旅行”传达出中西方差异化的刑罚观，以及文化交流中继受与建构的关系。 “枷”作为刑具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使用，北魏时期枷被正式定义为官方刑具之一。沈家本指出：“明祖《大诰峻令》始有枷令名目，其常枷号令盖即今日之永远枷号矣。然明祖虽用之，而未尝著为常法。”枷刑在明清时广泛使用，“枷”是套在犯人脖子上的一种刑具，在木板中间凿孔以卡住犯人的脖颈，也有的枷具在木板上另凿孔用以束缚犯人的手腕，是防止犯人逃跑的刑具。 枷具的形制和重量在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其重量成为量刑惩罚的重要尺度。“杖罪囚徒戴十五斤重的枷，徒刑、流刑囚徒戴二十斤重的枷，死罪囚徒戴二十五斤重的枷。”枷刑往往作为其他罪刑的附带性惩罚，枷刑以束缚头颈和双手来限制行动自由，但双脚的可移动性使枷刑便于游街示众，枷刑的观瞻性和空间流动性使之成为侮辱和羞耻的象征。枷刑游街的警示作用能弥补法律所不逮，既是惩罚手段，也是威慑方式。中国刑罚中的“刑市”与“示众”具有身体之外的政治意义，利用身体最大程度地实现警示、威慑和驯化民众的作用。中国刑罚体系内置于父权本位的家庭关系中，不论是肉体层面的惩罚连坐，还是精神层面的蒙羞责难，受罚的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汪辉祖就曾记载犯人因佩戴枷具使家人蒙羞而导致家人自杀的事。中国传统刑罚体系中的受刑囚犯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在伦常关系中与家庭相关联，枷刑游街被视为家族的耻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