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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经》在西欧 《易经》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它也是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关注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一。就《易经》的翻译与研究而言，白晋、马若瑟、刘应、傅圣泽、汤尚贤、雷孝思、卫礼贤等传教士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从始创之功来看，雷孝思“备极勤劳，为此书最初之西文全译”[9]者，但较为系统研究的还当属白晋和卫礼贤。 白晋，1687年来中国，入华后开始研习《易经》。当时大部分耶稣会士认为《易经》充斥着迷信的东西，没有丝毫牢靠的基础，但白晋却反其道而行之，相信《易经》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经籍，并把《易经》视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体系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1697年，白晋返回巴黎时就《易经》做了一次演讲，在他看来，“《易经》中深藏的学说远不是一团谬论，一种‘迷信的和腐朽的’科学，而是一种‘正适合用于改正谬误和迷信的工具’”，“这部著作实乃‘一种计数的形而上学，或一种科学的普遍方法，十分完美，它的建立不仅是以数字的三种级数规则为依据，而且还以几何图形和比例规则以及静力学规则为依据’”，“《易经》的内容完全可以跟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体系相媲美，也可以跟古希伯来人对《旧约全书》所作的传统解释相比”[10]295。白晋的一系列《易经》研究著作，比如《易经原旨探》《易经释义》《易匙》《易经总论稿》《易考》《易学总说》《易引原稿》等，也一再反复地表述他这一观点。 另外，白晋以莱布尼茨通讯人之一的身份，启发了莱布尼茨在其发明的二进制代数理论与《易经》中诸卦之间进行比较。这种通信关系为莱布尼茨了解中国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渠道，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篇章。正如学者所言：“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通信创造了中西文化相撞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11] 莱布尼茨最早提到二进制是1679年。1701年，已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莱布尼茨，将《论二进制》的论文提交给了法国科学院，但并未引起科学院的充分注意。同年2月，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谈到了二进制，当年11月4日，白晋收到信后立刻回复莱布尼茨，认为他的二进制恰好与太极八卦相符。此外，白晋还送给莱布尼茨《易》六十四卦圆图，和圆图内包含按八卦配列六十四卦方图。根据艾田蒲记载，白晋在信中是这么写的：“您的新计数法，跟伏羲的体系，即‘Les coha’(八卦)是一样的。”您的“二进制几何级数”一旦推到第6级，可得出2、4、8、16、32、64等数，或者也可以说63，“因为63加上级数起首的0，还等于64”。简直是奇迹，伏羲推算的也正是64卦。可您，先生，您与《易经》不谋而合！[10]296但直到1703年4月，莱布尼茨才收到这封给他帮了大忙的信。白晋所说的这些正是他期待发现的二进制的最重要的“实用价值”。此后，莱布尼茨继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在他不到六十年的生命中，有近一半的时间(25年)在中国度过，他把毕业的精力都献给了研究和宣传中国文化事业，致力于中德文化的交流与传播。2013年2月19日，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卫礼贤与易经》讲座，播放了卫礼贤在中国的足迹和翻译《易经》的纪录片。 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1904年，卫礼贤开始翻译中国经典，1910年，德国耶拿的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著《论语》，次年出版《老子》，然后是《列子》(1912年)、《庄子》(1912年)、《孟子》(1914年)，1920年，卫礼贤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又出版了《易经》《礼记》和《吕氏春秋》等名著。这些译作，不仅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渗入到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同时也为卫礼贤赢得了声誉，在德国甚至在整个欧洲都享有威望。他的译本，内容准确，文字简洁，特别是《易经》译本，被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赞为“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直接引发了西方人看《易经》的热潮。 卫礼贤的《易经》翻译，花费了十多年时间，这是他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至今已再版二十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我们说，卫礼贤的《易经》译本之所以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与劳乃宣(1843-1921年)的鼎力帮助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劳乃宣，就没有卫氏之《易经》译本。这里或可借用卫礼贤的原话进行论证：“我们翻译了一些东西，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日常的交谈使我逐渐进入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老大师建议我翻译《易经》。”[12]这里的“老大师”即劳乃宣。“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作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因此，我没有借助中文原本就译出了德语文本。他则进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而后，再审查德语文本，对文字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作详细的讨论。我再写出三到四份译本，并补充上最重要的注释。”[12]从这部《易经》诞生那天起，它就对西方文化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赫尔曼·黑塞对卫礼贤翻译的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于《易经》译本，他作了如下评论[13]： 除了《道德经》之外，没有一本中国古典作品像威廉翻译的《易经》那样，迎合了魏玛共和国有教养的德语阶层的中国热。威廉应邀参加了贵族和中产阶级举办的沙龙，例如他去拜访凯瑟琳伯爵和伯爵的靠山——黑森州的大公爵以及他的秘书哈登堡(Hardenberg)伯爵、西尔斯多普伯爵夫人、菲特海姆(H.H.von Veltheim)男爵和一些狂热的企业家夫人，以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荣格(C.G.Jung)和他的夫人，威廉根据《易经》并借助欧蓍草杆为这些人预卜命运。无疑，威廉取得了社会地位，但他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大约是新年的时候，他也根据《易经》为自己和家人占卜问卦。 除翻译大量中国典籍之外，卫礼贤还著有《中国文明简史》《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的经济心理》《中国心灵》等书。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以他25年的中国生活阅历，描绘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独有的“文雅与冷静”的心灵，展现出他对中国的深厚热爱之情。也正是因为对中国这份特殊的感情，卫礼贤被誉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纵观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从传教士到翻译家再到文化诠释者，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他的事业转变，最终跻身于世界著名汉学家之林，为西方知识界和思想家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对当代德国知识精英、甚至西方的知识精英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