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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穆拉比法典》的流布与劫难 汉穆拉比去世后，其法典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被广泛传抄。迄今为止，《汉穆拉比法典》的抄本已达到53个，一些抄本出自汉穆拉比时代，其他抄本出自其后多个朝代，最晚的抄本完成于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发现法典抄本的地点已达10个，不仅出现在巴比伦、西帕尔、波尔西帕、尼普尔和拉尔萨等两河流域南部城市，而且出现在阿淑尔和尼尼微等两河流域北部城市，还出现在两河流域之外的城市苏萨。有些抄本系原封不动地抄写法典，有些是法典条文的摘抄，有些则是针对法典的评论，甚至还有一个苏美尔语译本。 为记录法庭判决和起草法律文书，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需要熟练地掌握法律术语和条款，而抄写相关的法律文本是其学习的重要内容。虽然《乌尔纳姆法典》等法典也曾被抄写，但《汉穆拉比法典》的诸多抄本表明，其受关注程度远非其他法典可比。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4—前612年），著名的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收藏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多个抄本，图书馆的书目索引称法典为“汉穆拉比的法律/判例”；它还被称为“王公的忠告”，这与法典结语宣扬的主旨是一致的。 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民族的入主，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制受到冲击，然而《汉穆拉比法典》并没有完全消亡。“巴比伦之囚”期间（公元前597—前538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谨遵当地法律，而掌握巴比伦法律是其前提，他们可能从中接触到《汉穆拉比法典》。客居两河流域阶段是犹太法律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关键时期，犹太律法中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刑罚很可能受到《汉穆拉比法典》的影响。 不过，《汉穆拉比法典》的盛名也给其带来了厄运。公元前1200年左右，伊朗西南部的埃兰王国入侵两河流域，国王舒特如克-纳浑特一世将法典石碑劫掠到其都城苏萨，并磨去了法典正面的第17栏到23栏，即法典的第66条到99条。对照后世的抄本，法典的第66条到81条得以部分恢复，而第82条至99条则永远地消失了。随着埃兰的衰落，法典石碑只能默默地沉睡在异乡的废墟中。直到20世纪初，法国考古队发掘苏萨遗址，法典石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被运到巴黎，成为卢浮宫的镇馆之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