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古代东亚历史上,东亚海域长期处于中国一家独大,缺乏均衡竞争的格局。在这一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逐渐形成以北方陆疆为战略重心,而轻视东亚海域的历史传统。在“壬辰倭乱”冲击之下,面对东亚海域地缘政治的变化,明朝加强了对海疆安全的关注,不过这以经营都不是为了拓展海疆,而是为了从海洋方面,拱卫京师与辽东的安全,体现了防御为主的特征,设立天津镇、登莱镇。天津镇尤其登莱镇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晚明中国对渤海、黄海的有效管理。 ——原载《国家航海》第11辑,2015年。 ﹡作者简介:赵现海(1978-),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明代边疆史。 [①]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八,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072-6073页。 [②] (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八,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壬辰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324-3326页。 [③] “倭之来,盖漳、泉人导之。初犹附倭而张,其后则漳、泉间人自为蟊贼耳。”(明)蔡献臣撰,厦门市图书馆校注《清白堂稿》卷一七《盗贼志》,厦门,厦门大学图书馆,2012年,第866页。当代研究参见李洵《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3页。 [⑤] [朝鲜]柳成龙:《惩毖录》卷一,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朝鲜史料丛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2页。 [⑥]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4页。 [⑦]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4-1535页。 [⑧]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5页。 [⑨]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5页。 [⑩]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5-1536页。 [11] (明)徐希震:《东征记》,清版本,藏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12] 关于“壬辰倭乱”对明朝辽东镇经营之影响,参见王非《明代援朝御倭战争与朝鲜的“再造之恩”意识》,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3]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三六,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28页。 [14] 《明太宗实录》卷三七,永乐二年十二月丙子条,第632页;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882页。 [15]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乙亥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653页。 [16] (明)徐溥等:《明宪宗实录》卷八九,成化七年三月乙酉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728页。 [17] (明)赵志皋:《内阁奏题稿》卷六《请设监军抚臣》,载夏勇点校《赵志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 [18]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八,万历二十年五月庚辰条,第4620-4621页。 [19]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四,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第4726页。 [20]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八,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甲辰条,第5581页。 [21]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条,第5866-5867页。 [22]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申条,第5875页。 [23] 肖立军、张丽红:《明代的天津总兵官》,《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 [24] 《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四月辛巳条,第1065页。 [25] 《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天启二年十月癸未条,第1379页。 [26] 《明熹宗实录》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壬戌条,第1681页。 [27] 《明熹宗实录》卷三四,天启三年五月丙午条,第1764页。 [2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433页。 [29] (明)倪元璐:《倪文贞集》卷八《覆奏并饷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0页。 [30] (清)佚名:《崇祯长编》卷六O,崇祯五年六月辛卯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461-3463页。 [31] (明)顾炎武:《肇域志·山东·登州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9页。 [32]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1116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一O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条,第17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