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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注意到世界非常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由此，近年来他转向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去年，他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时期中美禁毒博弈过程研究”，希冀能够立足中国视角探讨跨国历史。 “打破学科壁垒、跳出学科限制，重视问题的本真面目，可以进一步推进和探索新的学术研究。”张勇安的研究呈现奇妙的“多面性”：医疗社会史、国际禁毒政策史和冷战国际史，这些研究既属历史学范畴，又涉及医学、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学科。 跨学科探究美国毒品管制问题 “我喜欢这个行当，学术研究充满乐趣，但是要做好学问、真学问却很难。”张勇安坦陈，直到博士时期他才下决心以学术为志业。 从硕士时初入门径关注美国毒品问题，到读博期间探究美国大麻政策，张勇安的研究由浅入深。2005年，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张勇安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这有利于拓展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实现跨学科研究。”张勇安说。此后他所进行的课题“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与社会学更为接近，该课题主要探讨医学利益集团及其他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 与美国军事、政治、外交研究相比，美国毒品史处于相对冷门且边缘的地带——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搜集资料之难令人生畏。 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张勇安注意到不同利益集团在毒品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医学会的资料是展开这项研究的关键”。至今，他还记得在上海市档案馆辛苦查阅资料的情形：由于是过刊，也没有目录，只能一期一期翻阅找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复旦医学院图书馆九楼，他竟找到了整套《美国医学会杂志》。“你知道‘整套’是什么概念吗？是从1847年开始直到现代的全部杂志！而且是周刊，数量之大超乎想象。”张勇安难掩兴奋地告诉记者。 与国外学者在同一平台对话 在欧美，美国毒品史研究已相当成熟，学会组织众多、杂志门类齐全，已建立全球毒品政策网络。张勇安要求自己的研究能与国际学者在同一平台上交流对话，甚至有所超越。 在文件、资料、档案等原始材料的占有上，张勇安力求翔实全面。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到的资料，有些连国外学者也未涉猎；而“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这一崭新课题，此前还未有过专门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视角与众不同：无论是对美国大麻政策和美国医学会的关注，还是对美国与全球禁毒体系建立的研究，他所着力探讨的并不是毒品问题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张勇安称其为“毒品政治学”。 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张勇安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史系访学。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张勇安得以与众多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近距离交流，查阅档案资料也相当便利。然而，与钻进图书馆一心写文章的为学方式相比，张勇安更看重外围学术网络建立的意义，“无论对于未来发展，还是相关平台和基地的建立都大有裨益”。如今，张勇安与包括酒精与药物史学会在内的国外学术团体和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合作。 从研究历史到关注“当下” 毒品史研究既关乎历史，又涉及现实。长期进行欧美毒品管制政策研究对当下的中国颇具启示意义。张勇安注意到，美国和欧盟每年都会公布新出现的毒品，无孔不入的新型毒品可能会很快流入中国。研究和关注其他国家的毒品形势，有助于预判中国的毒品问题；此外，欧美提出的一系列毒品预防措施对中国禁毒政策的调整也有启发。比如从强调强制隔离戒毒到社区戒毒，从把吸毒者看作罪犯到将其主要视为病人，以及开始推进的以减少传染性疾病传播为目的的注射器交换项目，都对中国具有启示作用。 2010年8月，张勇安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与耶鲁大学的研究路径不同，布鲁金斯学会更关注“当下”。时任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曾直截了当地对张勇安说：“你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了，现在可以多关注当下。” 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的四个月里，他开始对如何搭建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如何让研究为当下社会服务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受此启发，回国后，张勇安与上海市禁毒委合作，主办了内刊《禁毒研究》和月刊《禁毒参阅》，以便更好地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注意到世界非常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由此，近年来他转向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去年，他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时期中美禁毒博弈过程研究”，希冀能够立足中国视角探讨跨国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