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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补证 关于《逸周书·史记》与先秦志书体例相同这一问题，王晖先生依据的仅《国语·楚语上》中的一则材料，(23)兹录原文如下： 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封，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弁、费实弱襄公，齐渠丘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征、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24) 这段话是楚大夫范无宇针对楚灵王将筑陈、蔡、不羹三座大城而说的，他讲述了在“志”的记载中，国家筑大城是不利的，并列举了郑、卫、宋等七国史事加以印证。而《逸周书·史记》(25)总结了西周以前邦国部族衰亡的经验教训，下面略举数条以资比较： 功大不赏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赏，谄臣日赏贵，功臣怒而生变，平州之君以走出。 美女破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 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26) 上面每则史料都包含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逸周书·史记》就是由这样类似的28段文字组成。(27)通过对比可知，《逸周书·史记》与范无宇所引的“志”体例大体相同，皆为警句格言与历史事件的结合，且皆以“昔”(或“昔者”)领起史事的叙述。《国语·楚语上》记载了申叔时提出教育楚太子的九门功课中就有“故志”，并阐述了其功用：“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韦昭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28)从上引《国语·楚语上》及《逸周书·史记》的相关内容来看，皆具有较强的兴亡之感和鉴戒意义。所以王晖先生据此得出“这类故志类史记的体例，先写警句训语名言，然后印证历史事实，这种警句训言的背后是历史的沉痛教训，甚至是血的代价”，并进而认为：“这类故志都已经散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逸周书·史记》篇。”(29) 表面上看王说似乎可以成立。但需要注意的是，《国语·楚语上》这则“志”文是由“其在志也”四字引出的(它不同于“志曰”)，若以现代汉语可理解为“在志书的记载中”。因古书无引号一类的标点，所以接下来所述内容可以是“志”的原文，也可以是范无宇凭记忆进行的转述，那么，“其在志也”之后的那段文字就有可能不是志书原文，而是范无宇自己的概括或理解。若此，这则志书文本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退一步讲，即便这则佚文确系志书原文，然仅凭此条孤证就断定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其结论的可信性必然会遭到质疑。基于此，笔者尝试再举证据，以证明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且看下面这则史料。 伍员曰：“不可。臣闻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30)《战国策·秦策三》云：“《诗》云：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31)由此可知，伍员“臣闻”所本的典籍是《诗》，似乎跟志书没什么关系，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诗”字上。此字鲍彪本《战国策》作“诗”，并注曰：“逸诗”，姚宏本作“书”，“吴师道云：《泰誓》‘树德务滋，除恶务本’。黄丕烈云：非也，东晋古文以为《泰誓》耳。《策》文当本作‘诗’，后人误依古文改作‘书’也……(范祥雍)按：《纵横家书》‘书’亦作‘诗’，黄说是，今从正。《左氏》哀公元年《传》：‘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与此文相类，疑是当时流传成语”(32)。孙诒让则以“古诗、书亦多互称”(33)解释这种现象。牛鸿恩先生以为此处的“诗”不同于我们常见的《诗经》之“诗”，随后又列举了《战国策》《墨子》中7个类似的例子。他从“诗”“志”的字音、字形两方面分析后认为：“这个‘诗’应当是‘志’字”，“把‘志’写作‘诗’的原因，可能由于音近，也可能由于形近……这个想法目前还不能得到直接的证明，但是它的可能性恐怕是不能否定的。”(34) 我们认为牛说可从。诗、书作为学在官府时期的重要典籍，其中一些成书既久且朗朗上口的重要篇章，自然会在新诗、书的制作过程中被参考、采纳，作诗可参考前代之“书”，君王发布诰命训辞亦可引用前代之“诗”，故其中的某些语句与前代诗、书相近甚或相同也是合乎常理的。单就史官制作志书而言，其材料来源除了历代口耳相传的史事外，诗、书等官府典籍亦在其参考范围之内。所以，志书中的警句格言部分与诗、书的某些语句相近或相同也在情理之中。明乎此，则前人所纠结的诗、书互称问题就较为容易理解了。当然，个中情况要远比想象的复杂，对相关问题还应视具体情况而论。限于篇幅，兹不展开论述。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志”是如何被用作“诗”的，上博简相关记载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契机，现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中有关“诗”“志”两字写法对比如下：  资料来源：以上所列系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缁衣》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整理，其中“孔1.12”表示《孔子诗论》第1简第12个字，余者以此类推。 为方便讨论，我们不妨将上面牛鸿恩先生的两点推测概括为“音近通假说”和“形近致误说”。上表中的“诗”字可以隶定为“  ”或“ ”，从ㄓ从言或从ㄓ从口；“志”字可以隶定为“ ”，从ㄓ从心，二者皆从ㄓ得声。从上古音来看，“诗”为书母之部字，“志”为章母之部字，二者韵部相同，书、章旁纽，音近可通。上博简(二)《民之父母》简3、4云：勿(志)之所至者，志(诗)亦至安(焉)；志(诗)之  至者，豊(礼)亦至安(焉)。(35)整理者根据《礼记·孔子闲居》和《孔子家语·论礼》中的“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认为：“‘勿’疑‘志’之误写，但‘勿’读作‘物’，似亦通。”(36)整理者将“志”读作“诗”，认为二字通假。又《民之父母》简7、8： 亡(无)圣(声)之乐，亡(无)  之豊(礼)，无备(服)之丧，可(何)志是 ?(37)上博简《民之父母》的整理者结合《礼记·孔子闲居》“敢问何诗近之”，及《孔子家语·论礼》“敢问‘三无’何诗近之”，进而认为：“志，读为诗。”(38)由此进一步证实“志”与“诗”可通假，故“音近通假说”可以成立。 再看“形近致误说”，从上表中“诗”“志”的字形来看，二者上半部皆为“ㄓ”，下半部“言”(或“口”)与“心”的形体较为接近，尤其是编号为“孔1.15”的“志”字，竹简中间开裂，字迹不清，确实容易把“志”误作“诗”。西汉末年，刘向在中秘整理《战国策》时就曾遇到过类似情况：“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39)如此看来，“形近致误说”似乎也能成立。鉴于前面牛鸿恩先生还列举了《战国策》《墨子》中7个“诗云”的例子，虽然未必皆应作“志云”，但以“形近致误说”解释显然具有偶然性，无法说通所有的例子。所以，我们更倾向于“音近通假说”。由于“诗”与“志”皆从“ㄓ”得声，《战国策》假“诗”为“志”，故“诗云”应为“志云”。再看《左传》哀公元年那条引文的结构：先是警句格言，后为历史事件，所述浇与少康的史事正是紧扣“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这一主题的，且亦以“昔”字引出历史事件，可见伍员“臣闻”所根据的正是志书。如此说来，这条志文则为我们证明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又添了一条证据。 志书体例既明，回过头来看志书的体裁，我们认为上引前辈学者的两类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视为“尚书类”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看作古代记事之史。由此可见，先秦志书的体裁是具有“二重性”的，它既不同于“周初八诰”那种典型的布政之辞，又有别于鲁《春秋》那样纯粹的记事之史，它是史官依据官府档案材料进行的加工创作，这种史官的独立创作，实乃后世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这在官府垄断学术的官学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