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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传世文献征引志书的三种方式 现存志书佚文大约有二十余则，多数为《左传》《国语》所征引，也有少量佚文见于《孟子》《韩非子》等诸子文献，传世文献对志书的征引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只征引志书中的警句格言 这种征引志书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十分常见，如：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40) “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41)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2)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43) 因为警句格言是从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志书的精华部分，最具鉴戒功用和教育意义，所以为《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所习引，现存的二十余则志书佚文绝大多数都以这种警句格言的形式存在。 (二)只征引志书中的历史事件 对于这种征引方式，我们可以从《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的那则志书佚文在《左传》的类似记载中探知大略： 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44) 《国语·楚语上》韦昭注：“范无宇，楚大夫芋尹申无宇也”，汪远孙曰：“范，楚邑。无宇或食采于范，故称范无宇。”(45)可见，这里的“申无宇”就是《国语·楚语上》中的“范无宇”。将这则史料与《国语·楚语上》中范无宇所述对比可知，二者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所不同的是，申无宇在此处只引用了郑、宋、齐、卫四国史事，《国语·楚语上》那则志书佚文所记为七国，且没有提及警句格言部分“国为大城未有利者”。倘若没有《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的完整志书文本作参考，我们便无从知晓《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记这四国史事原来是出自志书的。以这种方式征引志书的例子大概还有：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46)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47) 传世文献中，像这样将具有鉴戒意义的史事进行排比的例子还有不少，而且多用于臣下对君主的劝谏，因缺乏相关史料佐证，尚无法断定其是否为志书佚文，此不赘举。 (三)征引警句格言与历史事件两要素俱全的志书文本 《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志书佚文即属此类。但有时征引者不说明出处，而在志书文本前以“臣闻”二字开头，《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所引志书佚文就属于这种情况，传世文献中应该还有类似的志书佚文，兹试举一例： 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48) 这则史料与前面《左传》哀公元年伍员征引志书的方式大致相同，都以“臣闻(之)”开头，先是警句格言“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再以“昔”字领起历史事件的叙述，两要素俱全，类似于完整的志书文本。遗憾的是，因缺少相关史料佐证，所以欲将其确定为志书佚文，恐怕还要寄望于新材料的发现。 五 结语 (一)综合以上对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的补证，我们认为：志书是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从“仲虺之志”“史佚之志”等篇名来看，其产生是比较早的。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包括两个要素：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警句格言在前，历史事件在后，警句格言是从一个或几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鉴戒性。《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和《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所引的两则志书佚文，是目前所知传世文献所征引的两则完整的志书文本，对研究志书体例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志书又称作“记”，传世文献中的“上古记”“瞽史记”(“瞽史之纪”)、“周记”等都应是志书之属，《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硕果仅存的一篇完整志书。 (二)传世文献对志书的征引大致有三种方式(换言之，亦为志书文本在传世文献中存在的三种形态)：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志书的精华所在，故为传世文献所习引，现存的二十余则志书佚文绝大多数即为这种形式；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如《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征引的四国史事即出自志书，这种征引方式在传世文献中还有不少，只是限于材料，目前还不能断定其是否为志书中的史事；三是征引两要素俱全的志书文本，但有时不指明出自志书，而以“臣闻(之)”引出志文。 (三)志书体裁是具有“二重性”的，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视为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看作古代史籍。所以，脱离预设前提，武断地将志书贴上“尚书类文体”或“古代记事之史”的标签都是不可取的。志书孕育生发于学在官府时期，当大多数史官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佶屈聱牙的殷盘周诰时，仲虺、史佚、左史戎夫等人据官府典籍，凭个人识断，较为独立地进行志书创作，以其职司匡正君王，凭藉学养传承文化，这种独立创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影响深远。 拙文获得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在写作过程中蒙张怀通教授、业师朱彦民教授审阅指正，陈絜教授、张荣明教授点拨启发，赵伯雄教授惠赐大作，于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宋]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②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5页。 ③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④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⑤王树民：《释志》，《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⑥赵伯雄：《先秦“志”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增刊。 ⑦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7-199页。 ⑧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98页。 ⑨参见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207页。 ⑩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13页。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三，第719页。其后有陈奇猷先生按语：“《务大》作‘功大故也’，疑此脱‘故’字。下文‘无公故也’，与此相对，亦有‘故’字可证。”第720页。 (12)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六，第1715页。 (13)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三，第720页。 (14)赵伯雄：《先秦“志”书考》。 (15)[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页。《史记》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62页。 (16)《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22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八，《十三经注疏》，第2297页。 (1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4页。 (18)《春秋左传集解》，第426页。 (19)“瞽史记”(“瞽史之纪”)有两则佚文传世，皆见于《国语·晋语四》，“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皆为具有鉴戒意义的警句格言，很可能是志书的警句格言部分。 (20)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 (21)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43-944页。 (22)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42页。 (23)具体论述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98-199页。 (2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7-498页。 (25)据黄怀信先生研究：“七十一篇《周书》，系周人于孔子删书之后，取其所删余篇，以及传世其他周室文献，又益以当时所做(如《太子晋》等篇)，合为七十一篇……”(黄怀信：《逸周书时代略考》，《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黄先生认为：“《史记解》所记多与《纪年》合，当属可信，是我国最早真正以史为鉴的史学著作。”并以《史记解》为“本出于西周而经春秋加工改写者”。(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第61、63页)张怀通先生从历日角度考察，认为该篇的历日具有西周时期特征。(参见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6、237页)据此可知，《逸周书·史记》因辗转流传而窜入后人增益成分在所难免，然其草创于西周穆王时期则大致可信。 (26)这3条史料见于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53、969、970页。 (27)《逸周书·史记》所载28则志文中，仅两则没有警句格言部分。 (2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85-486页。 (29)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99页。 (30)《左传》哀公元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707页。 (31)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32)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五，第290页。 (33)[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3页。 (34)牛鸿恩：《〈战国策〉等书“诗云”臆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159页。 (3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59页。 (3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64-166页。 (3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65页。 (39)《战国策·刘向书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1页。 (40)《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373页。 (41)《左传》文公六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451页。 (42)《左传》成公四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672页。 (43)《国语·晋语九》，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54-455页。 (44)《左传》昭公十一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342-1343页。 (4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97页。 (46)《国语·周语上》，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26-27页。按，《吕氏春秋·贵当》：“‘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四，第1638页)《国语·周语上》中的“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也是疑问句，可以看作志书的警句格言部分，且后面也以“昔”字开头，列举了夏、商两个典型的历史事件。《史记·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史记》卷四，第147页)虽然与《周语上》所指的不是同一件事，却可知太史伯阳(即伯阳父)是读过“史记”的，而他所读的“史记”很可能就是具有鉴戒意义的志书，因为像《春秋》等一般的记事之史是难以使人发出如此强烈的兴亡之感的。综上，窃疑《国语·周语上》中伯阳父所引为两要素俱全的志书佚文。 (47)《国语·周语上》，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29-30页。 (48)《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344-345页。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