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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对青年学者向存爱护和提携之心，认为发表文章是青年人在学问上自我审视与快速成长的有效方式，亦是弘扬学问与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燕京学报》为民国时期重要学术刊物之一，自1927年6月创刊至1951年6月停刊，共发刊40期，发表论文 300余篇。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领军人物、颇有影响的编辑出版家顾颉刚为第二任主编，虽然任职时间最短，但在其主持和引导下，《燕京学报》承前启后，既坚持了严谨精深的学刊精神，又进行了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展现了执着坚定的学术信仰、傲骨铮铮的学人姿态与百家争鸣的学界风貌。 内容充实 文章新颖 《燕京学报》经过前6期的摸索和奠基，到第7期顾颉刚开始任主编，逐渐呈现出新的办刊特色。从内容方面考察，顾颉刚主编的第7—8期和第12—15期，语言文字类文章增至9篇，比前6期多7篇；古史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多达12篇，是前6期的2.4倍；历史地理与文献类文章亦稍有增加；文学、思想文化、宗教哲学类的文章则大大减少。因第8期方壮猷《匈奴王号考》与《鲜卑语言考》二文有掠美之嫌，顾颉刚为负刊文不当之责，暂卸主编职务，但仍位列编委会成员，积极开展学报相关工作，不但与容庚共编第9期，而且一直积极拓展稿源、组织稿件，如邀请数学史家钱宝琮写作《太一考》，并亲自抄录整理相关资料。因此，第9—11期可视为顾颉刚与容庚主编工作上的合作阶段，二者的编辑思想均有所体现。这三期，历史类文章仍是占绝对比重，论及甲骨金石类者数量最多，历史地理类虽然仅有两篇，但比照该类文章的总体出现频率，仍保持了较高值。语言、文学、文化、科学、经济等其他几大类文章所占比例则相对平均。 从所发文章的专业类别看，顾颉刚主编期间的《燕京学报》在学术倾向上有一定变化，对古史、语言文字、古籍文献、历史地理和边疆问题更为关注。同时，这一阶段的学报刊登了刘朝阳的《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第7期）、何观洲的《〈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第7期）、郑德坤的《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第11期）等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文章，又发表了刘朝阳的《殷历质疑》（第10期）、吴其昌的《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第14期）、朱希祖的《整理昇平署档案记》（第10期）、洪业的《尚书释文敦煌残卷与郭忠恕之关系》（第14期）等运用出土文献与实物、敦煌藏书、内阁档案等新资料的考证文章。在第7—15期期间，还增加了词学研究，如夏承焘的《白石歌曲旁谱辨》（第12期）；年谱考证，如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第7期）、侯堮的《觉罗诗人永忠年谱》（第12期）；名号考释，如冯家昇的《契丹名号考释》（第13期）等内容。从文章的研究方法、运用资料及类型方面看，经过最初6期的准备和积淀，《燕京学报》更显兼容并蓄，有意识地扩大了文章刊载范围。 设立专栏 形式创新 从形式方面考察，《燕京学报》创刊伊始以发表专题学术论文为主，偶有考察报告、书籍述评及序跋类文章。在顾颉刚主持下，《燕京学报》自第 8 期起增设了“学术消息”和“新著评论”两个栏目，文章形式更为丰富。“学术消息”栏目从设立起一直坚持到终刊，突破了学术期刊单调的论文体形式，刊登了自上一期以来半年内各类重要的学术信息和学术成果。书评在《燕京学报》上出现得较早，第5期即有容庚所作《评猷氏集古录第一集》，但彼时书评不过以附录形式刊出，真正初立“新著评论”这一独立栏目仍是在顾颉刚主编的第8期，并刊有容庚的《评猷氏集古录第二集》和瞿世英的《评戴闻达博士英译商君书》二文。虽然“新著评论”的栏目名称仅存一期，但其栏目思想及功能却以其他形式得到承续和发展。《燕京学报》第9期至第29期的“学术消息”栏目中增设了“出版界消息”，其实质就是对新出版书刊的简介概评，共推介图书、引得、杂志300余种。齐思和主编的最后10期，又设立了“书评”栏目，可以说是“新著评论”的另一种延续。 百家争鸣 兼容并蓄 从风格方面考察，顾颉刚坚持了《燕京学报》严谨精深的办刊风格，更进一步扩展了其学术胸襟、增加了其文化包容度。这首先表现在文章的选用上，无论作者观点是与己相合还是完全对立，无论文章内容是独得之见还是争鸣驳论，只要能够显示出真学问、表达出新思想就会被采用。如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托古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而钱穆“不啻特与颉刚争议”，写成《刘向刘歆王莽年谱》一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指出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系统驳斥了刘歆伪造诸经之说。顾颉刚虽与钱穆的观点不同，但绝不排斥争论与异议，将此稿改题为《刘向歆父子年谱》刊登在《燕京学报》第7期，后又载于《古史辨》第5册。又如，郭沫若署名“郭鼎堂”在《燕京学报》发表了《汤盘孔鼎之扬榷》和《臣辰盉铭考释》两篇文章，而此前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很坦率地讲到了他曾对“古史辨派”的古史观不以为然，但其文章仍能够出现在顾、容两位先生合编的第9期上，足见顾颉刚主编学报的心胸。 《燕京学报》在鼓励学术争鸣方面也展现了更强的包容性。如郑德坤《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第11期）引用了徐中舒的文章，徐氏认为有误用其说之处，遂致信顾颉刚加以申说。顾颉刚在学报第13期，将徐、郑的辨答复信，以及冯家昇就双方讨论而发表的意见，一并登出。读者在你来我往的笔端交锋中明晰了论争问题核心及研究过程，也感受到了《燕京学报》的谨慎求是、不斥争鸣与公正客观。 《燕京学报》自由开放、包容兼蓄的风格还体现在结构合理、层级多样的核心作者群的建立上。顾颉刚对青年学者向存爱护和提携之心，认为发表文章是青年人在学问上自我审视与快速成长的有效方式，亦是弘扬学问与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他主编期间，《燕京学报》的作者不但名家荟萃，而且新人辈出，吴世昌、张荫麟、谭其骧、吴晗、郑德坤、侯仁之等在学报发表文章、出专号时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青年作者的增加，既增添了学报的活力，也利用学报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了年轻学人的知名度并进一步激励其研究，形成学术研究的良性循环。 时代记录 观照现实 从时代意识上看，这一阶段的《燕京学报》更为注重以学术观照现实。顾颉刚在社会激荡、国难日蹙之时接编刊物，发表了诸多研究历史地理、古代行政区划、边疆与民族等问题的文章，以求为文化之源远流长、国家之自信自爱、民族之团结凝聚、疆域之寸土必争提供论证。钱穆的《古三苗疆域考》（第12期）、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第15期）、叶国庆的《古闽地考》（第15期）等文章，均为爱国情感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在顾颉刚这位投身于学术但从不困守故纸堆的学界前辈引导下，《燕京学报》在国民党文化政策的高压下为学人顶起了一片天地，学人由此对祖国的满腔热忱、对山河剧变的忧愤得处可诉、借机能言。冯家昇的《契丹名号考释》（第13期）之后记、吴世昌的《“即”“则”“祇”“只”“且”“就”古训今义通转考》（第14期）之引言、姚薇元的《唐蕃会盟碑跋》（第15期）之文后，鸣出多少时代的悲辛和赤子的慨叹！ 在顾颉刚的不断努力下，《燕京学报》增设栏目，扩展范围，不仅建立起更为合理、更有活力的作者队伍，守住了学术的神圣与尊严，而且走出了高冷孤寂的象牙塔，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窗口，展现了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