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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创立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是由美国霍尔教育基金资助、美国的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燕京大学合作创建的学术机构。作为一个中美学术交流平台，它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畅通的渠道。本文以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洪业为例，探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哈佛燕京学社中的贯彻及其对中国史学人才的培养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以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三位中国留学生为例，考察通过哈佛燕京学社赴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如何将美国最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推动中国史学的转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 关 键 词：哈佛燕京学社/科学研究方法/洪业/中国史学人才 作者简介：刘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联系的不断加强，中外学术的交流与互动也日渐频繁，在学术层面上顺应着“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在异彩纷呈的现代学术交流史中，中外共同参与的学术机构是值得注意的节点，而其中最成功的例子，非哈佛燕京学社莫属。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创立于1928年，是由美国霍尔教育基金资助、美国的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燕京大学合作创建的学术机构。它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止于1951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为中美学术交流的开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不论是对中国学术的转型，还是对美国汉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六十多年后，在中美学术交流更加紧密的今天，重新审视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价值，无疑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档案材料的逐渐开放，学界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成果也陆续丰富起来，如陈观胜的《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王钟翰的《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张寄谦的《哈佛燕京学社》、樊书华的《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陶飞亚和梁元生的《〈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张凤的《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认识，推进了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美学术交流的研究。但学术研究并没有穷尽之时，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考察也尚有拓展空间。例如，关于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学界是达成共识的，但这种“推动”是如何产生的？在具体操作层面是如何贯彻的？这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尚不多见。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离不开宏观层面的把握，也离不开微观层面的考察。只有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整体丰满的认识。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讨论，当然也不能离开微观层面的具体考察。本文欲在此方面作一番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学人的著述和研究活动为依托，考察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旨趣及其对中国学术人才培养和学术转型的影响。 一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1914年12月，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因肾衰竭去世，留下价值大约1100万美元的遗产。在去世前的11月1日，霍尔立下遗嘱，规定将遗产分成三份，全部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其中一份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和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英国或美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①这就是“霍尔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al Fund)。在1915-1928年，遗产董事会已陆续将数量不等的基金捐赠给亚洲地区有关教会教育机构。1920年，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Henry Winter Luce)就从霍尔教育基金募得52500美元的资助，用于学校的基本建设。 1924年，哈佛大学商业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化学系与艺术系筹集资金委员会主席华莱士·董纳姆(Wallac.B.Donliam)注意到霍尔基金，便拟定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Harvard Oriental Institute)的计划，申请基金资助。在基金委托人“在东方寻找一所愿意合作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建议下，哈佛大学便派出艺术系教员华尔纳(Langdon Warner)于1925年前往中国寻找合作对象。华尔纳本中意国立北京大学，但他领导的考古队在中国敦煌进行的“考古”活动，在中国社会闹得沸沸扬扬，使得国立北京大学不得不收回合作意向，以应对中国民众高涨的民族情绪。华尔纳遂转向起初并不看好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虽然在实力上比不上国立北京大学，但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自1918年上任就一直致力于学校的改革，使学校更加“中国化”，以适应“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兴起的“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司徒雷登的改革，得到华尔纳的认可，双方遂于1925年9月达成协议，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考虑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学社推迟到1928年1月4日才正式在美国麻省注册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本部设于哈佛大学，“最高组织是‘托事部’，托事部的人选，除了赫尔(即霍尔)遗产执行团的代表外，有哈佛大学托事部和燕京大学托事部的代表，另外还有哈佛大学高级行政人员一人。他们每年开会两次：第一次在4月，主要是审查下年度(例由7月起)预算和本年工作报告；第二次在10月，主要审查上年度决算和追加预算。在托事部的监督下，负责行政工作的是社长，社长一向兼任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②。第一任社长是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叶理绥是法籍俄裔汉学家，早年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习日语和汉语，1908-1914年日俄战争期间前往日本研究日本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定居法国巴黎，入巴黎学派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门下，为伯氏的得意门生。1934年经伯希和推荐，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并在哈佛大学建立东方语文系，任系主任，直至1956年才卸任社长一职，是哈佛燕京学社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社长。叶理绥之后，继任社长者有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56-1963年在任)、裴泽(John Pelzel，1963-1976年在任)、克雷格(Albert Craig，1976-1987年在任)、韩南(Patrick Hanan，1987-1996年在任)、杜维明(1996-2008年在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2009年继任)。 学社于1933年在燕京大学设驻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办事处负责人为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规定由美国人担任，其职责是每年3月、9月向社长提交两次正式报告，报告办事处的年度预算和工作计划。首任执行干事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但博氏因与社长叶理绥不和而于1939年辞职。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由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继任执行干事。1940年，洪业赴美接受学位(韦斯良大学神学、文学博士学位)和向哈佛燕京学社筹款期间，由西文秘书海松芬女士(Miss Hilda L.Hagne)代理执行干事事务。1941年初，洪业回国。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洪业被日军逮捕入狱。燕京大学转移西南，于1942年10月1日在成都复校，由代理校长梅贻宝代理执行干事一职。1945年，日本投降，燕京大学回北平复校，洪业仍回校任执行干事。1946年春，洪业赴美讲学，由聂崇岐代理执行干事。因该职规定由美国人担任，所以学社又于1947年委派美籍华侨陈观胜(Kenneth K.S.Chen)担任。1949年春，陈观胜离开中国赴美任教，执行干事再次交由聂崇岐担任，直到1951年北平办事处撤销。 关于学社基金的分配，霍尔遗产董事会于1928年12月28日召开的遗产分配会议进行了详细安排。基金总额约1400万美元，分两部分：一部分为760万美元，一次性直接支付给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及欧洲巴尔干半岛二十所有关教会大学，其中获得资助的中国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100万)、岭南大学(70万)、金陵大学(30万)、华西大学(20万)、齐鲁大学(15万)、福州协和大学(5万)；另一部分为635万美元，全部交给哈佛燕京学社。这部分也分成两种账目：普通账目，约445万美元，不受限制，负责学社在哈佛、燕大两地的研究和行政上的支出；限制性账目，约190万美元，将所得利息分为十九份，按指定比例③每年分四个季度拨付给上述六所大学与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开展学社指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为燕京大学是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故所得资助最多，包括100万的直接拨款和限制性账目的利息收入(每年约50万美元)。这笔丰厚的资助，对刚刚成立的燕京大学来说，可谓强劲的发展助力。此后一系列学术活动，都是在这笔资助的支持下完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