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中国留学生——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生力军 如果说洪业是学习与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开拓者，那么经由哈佛燕京学社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则是继洪业之后学习与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支生力军。1929年4月，由洪业起草、与博晨光联名提交的《哈燕社备忘录》，提出了燕京大学在学生培养方面的工作规划：采用西方的学位培养制度，在燕京大学培养硕士，选择成绩优异者送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硕士生的学习年限至少两年，“第一年，在指定的导师帮助下，精读几种汉文和英文典籍，俟笔试合格，然后选定题目，预备论文。论文完成交导师审查，如没有问题，就由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延聘校内外教授级的人组成口试委员会，等口试通过，就成为‘硕士待位生’，静候毕业典礼时接受学位。至1950年夏，这项研究生获得硕士头衔的约有三十人左右，其中过半是历史系的”。(29)1931年秋，开始选派优秀硕士毕业生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一个被选上的学生是毕业于历史系的齐思和(1931，美国史)，此后陆续有翁独健(1935，蒙元史)、黄延毓(选自岭南大学，赴美时间不详，历史学)、林耀华(1937，人类学)、郑德坤(1938，考古学)、周一良(1939，日本语言文学)、陈观胜(赴美时间不详，佛教史)、蒙思明(选自华西大学，1944，历史学)、王伊同(1944，魏晋南北朝史)、王钟翰(1946，清史)十人赴美；同时，还有赴美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杨联陞(1940)。以上十一人，因战争影响，黄延毓、陈观胜、王伊同、杨联陞四人一直留在美国任职，郑德坤短暂回国后又赴英国剑桥大学任职，其余六人皆于毕业后回到国内，长期执教于不同高校。他们以一己之力，将美国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带回中国，推动着中国学术的转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以研究历史学的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三人为例，略作说明。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直隶宁津(今属山东宁津)人。1927年毕业于南开中学，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南开大学文科，主修历史，曾受业于范文澜。1928年9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此时，洪业刚刚担任历史系主任，聘请了多位史学大家来校任教或兼课，有顾颉刚、张星烺、邓之诚、王桐龄、陈垣等。齐思和在诸位史学大家的教导下，学业突飞猛进，获得洪业的赏识，被选为第一个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于1931年赴美留学。(30)赴美之前，洪业对他赴美后的学习规划有具体的指导，即学习美国人“最擅长的学科”——美国史，将他们先进的研究方法带回中国，用于中国史的研究。带着洪业的指导，齐思和到哈佛后，即选择美国史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同时“选修英国史、世界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国际关系史及西洋现代史等课程”(31)。“当时任教美国史的正是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1888-1965)和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前者正是当时风行美国史学界的“新史学派”的骨干人物之一，此外还有英国史教授阿波特(W.C.Abbott)。1933年7月，齐思和获得历史科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得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即回国，历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讲授史学概论、商周史、战国史、美国史、西洋现代史、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 回国后的齐思和，在教学与研究中积极实践美国最新的治史理念与科学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各校讲授史学概论课程，列举多种美国史家的著作作为学生的参考书目，如Prolegomena to History(by Frederick J.Teggart)、New History(by James H.Robinson)、History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by Henry E.Barnes)、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by James T.Shotwell)、Bibliography Practical Enumerative Historical(by Henry Bartlett van Hoesen)、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by Melvil Dewey)、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by Allen Johnson)、Principles of a Note-system for Historical Studies(by Earle Wilbur Dow)等。他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思想的影响，主张突破以政治史为主的撰史书记载传统，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因为“影响人类幸运者，除政治外，尚有经济、学术、自然环境等要素，为研究社会之发展时所俱不可忽略者”(32)；所以，他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作为与史学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将语言小学、考古学、目录学、年代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他服膺于鲁滨逊“客观之历史无目的”(Objective history is a history without object)的观点，认为：“历史不应有任何目的。……其唯一之目的……在于寻求真理，……研究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之真理”(33)；基于这一目的，历史研究就必须秉承严谨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不容有丝毫成见感情夹杂其中”(34)。 他承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一门纯科学；但是，在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家“与科学家毫无差别”(35)。“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36)；“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至其偶有异同，则以史家所根据之材料不同。至其所根据之逻辑，则并无歧异也”。(37)他主张“用西洋之方法以研究中国之事实”(38)，参考西方的历史撰述方法进行国史改造，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方法：从专题入手，“寻一比较窄狭之题目，为穷源意流之探讨。可以一人为研究之目的，……亦可以一事件为研究之范围。……完全根据原料，同时应将所有已印未印之珍贵史料，以及前人对此问题之研究，皆加以审查与分析。黜芜取精，明是辨非，然后将其研究之结果，著为专书，公之于世”(39)；“于是有专家出焉，根据个人探讨与同好之研究，为一综合的整理，范围较广之叙述，而专史成矣。其后又好事者，鸠合专家，合编通史……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此不可紊之次第也”(40)。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他注重比较的方法，主张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特点，找出联系”(41)。他的战国史研究，“以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政治和思想几个方面对这一时代进行重新探讨”(42)。这种对科学治史方法的准确把握和有力实践，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43)。 继齐思和之后，翁独健于1935年赴哈佛留学。翁独健(1906-1986)，原名贤华，福建福清人。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以成绩优异得到洪业的器重。洪业曾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44)本科毕业后，翁独健继续上燕大研究院，于1935年由洪业推荐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攻读蒙元史。他之所以选择蒙元史，是受到洪业、陈垣将汉学研究中心“抢回北京”(45)的激励。1938年，翁独健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入汉学家伯希和门下，系统学习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不同语言体系的知识。“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比较语言学和名物制度渊源考证等研究方法，也很注意学习与吸收。”(46)1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开设元史、东亚史、史学入门、中西交通、世界史等课程。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代理燕京大学校长、北京市教育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翁独健是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得知哈佛大学蒙元史专业注重对中亚各民族史和蒙元时期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注重对蒙元史有关各民族语言的译名还原和名物制度的渊源的考证。前者多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后者则是以清理出历史真实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他很赞赏这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认为中国元史研究也应采纳，并结合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经验，以开拓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47)他的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就是运用这种新方法写成的。此文考察“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基督教徒”——爱薛的生平事迹，在中外史家(邵远平、钱大昕、屠寄、柯劭忞、布列什奈德、伯希和、沙海昂)的研究基础上，“将一切有关爱薛的史料搜罗殆遍，引用中外史料三十二种，参考文献十二种，然后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勘对照。中西参合，精心推考，准确详明地描勒出爱薛其人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具功力，至今仍为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所推重”(48)。1940年发表的《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则在《爱薛传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进行考证，指出其中《爱薛传》的疏误十多处。此后又发表《斡脱杂考》(1941)、《元典章译语集释》(1946)、《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1948)等文章，无一不是既深且广的杰作。他“跳出重修纪传体的元史研究老框框，注意扩大史料的运用范围，讲求专题研究，采取史料校勘、实行考订和译名勘同等科学研究方法”(49)，开辟了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新天地。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担任行政职务以及在学术理念上的“守旧”，翁独健一直没有写出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但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着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后辈学人。 回国后的翁独健，接替自己的老师洪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方法”课。他糅合洪业的传授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导学生如何使用科学方法考订史籍、辨伪史料。他将史学研究方法归纳为八个字：“寻根究底，竭泽而渔”。“寻根究底”四个字来自洪业的教导：“要掌握住历史，先要问5个W，即：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50)“竭泽而渔”四个字则来自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垣，“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搜集资料……原则上务必全面、彻底地占有资料”(51)。他强调，史料是“科研工作的必经的起点”(52)，没有史料的支撑，科研工作就是没有坚实根基的空中楼阁。他要求学生在写文章引用史料时，“必须明确注出作者、书名、卷数、页数、版本，认为这是科研的戒律”(53)。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仅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更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文章，不仅注明了所用史料的作者、书名、卷数、页数、版本各项，“还注明了线装书页码的上、下，乃至每页的某行至某行”(54)，其科学严谨的治史风格可见一斑。 193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周一良，经洪业推荐，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周一良(1913-2001)，安徽东至人，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习日文、英文。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邓之诚；1935年毕业，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深受影响；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留学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师从叶理绥、柯拉克，主修日本语言文学，辅修梵文。1944年毕业，留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年回国，先后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 周一良研究领域广阔，在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佛学、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均有著述，且很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研究。他的治史方法丰富多样，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汤重南将之归纳为：“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证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方法、统计的方法和考订源流的方法”(55)，可谓中肯之言。这些研究方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中有生动体现。他注重从词语含义和风俗习惯的层面考察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不少条目都是释词义、明风俗、探语源、识原旨之作。他突破了传统的静止孤立的考证法，综合运用训诂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订错补失。他强调比较研究法，包括中外史书相互比较、正史与杂史、野史相互比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比较等。他自己对《札记》也有评价：“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史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56)他使用文化心理研究法分析“曹丕、曹植之争”中二人的不同遭遇和结局，认为与其性格、气质有很大关系；诸葛亮晚年频繁北伐，他也认为是受到封建思想的局限，以刘氏为正统，力图恢复汉室统一政权；至于统计法和图表法，在《札记》一书中更是俯拾皆是。无怪乎日本学者吉川忠夫评价《札记》一书为“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57)。 除了细密周到的微观分析，周一良也非常注重宏观层面的整体把握，“尽力‘通古今之变’”(58)。他的《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探讨南朝史学与北朝史学之差异，认为“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59)。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文化的“三个层次”概念，即“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穿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60)。他用文化的“三个层次”概念解释中日文化的不同，指出日本文化“对自然亲近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重视‘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善于模仿”等特性，进而站到人类文化的宏观高度，指出“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61)。这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显示出其贯通中外的学术素养与高屋建瓴的洞察力。 回顾周一良的学术人生，他之所以能有如此高深的学术造诣，与其跨越中西的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称：“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阶段。”(62)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史学训练，造就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灵活的治史路径。他进一步总结说：“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个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63)这是一位走入耄耋之年的学者，对自己半个多世纪治学历程的深刻反思；是一位承接传统与现代、兼通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古老学问的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 诚如前文所述，哈佛燕京学社作为一个中美学术交流平台，为科学研究方法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畅通的渠道。经由这一平台，以洪业为代表的“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64)将美国的科学研究方法引进中国，不仅编纂出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研究路数的史学著作，也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学术眼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史学人才。也是经由这一平台，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史学现代化的第二代”(笔者语)，在承继“第一代”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再次跨越重洋，将大洋彼岸最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转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如果说中美史学交流是中美两条学术长河的交汇碰撞，那么哈佛燕京学社就是两者碰撞出的一朵浪花。它跳跃在奔腾的河面上，最终融入汹涌的河水里，以二十三年的短暂生命，点缀着这幅气象万千的学术图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