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用“近代批评手段”研究中国 1925年9月华尔纳与司徒雷登达成的“哈佛燕京学社”协议，对学社的任务与宗旨有明确规定：“学社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在中国文化领域以及中国学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向，准备把经费首先资助于那些课题，如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共同的任务是在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利用近代批评手段来鼓励在中国的东方问题研究”。④这一规定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二是哈佛燕京学社所提倡的研究方法是“近代批评手段”，而非西方传统的研究方法或中国的研究方法。第二点尤为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哈佛燕京学社在二十年中的研究旨趣和历史功能，即“近代批评手段”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 所谓“近代批评手段”，从广义上讲，就是19世纪以来被欧美学界奉为典范的科学理念与科学研究方法。它滥觞于自然科学界，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逐步波及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成为各学术领域都信奉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以历史学为例，考察19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学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美国史学界是科学史学的天下。一大批美国青年学者赴德求学，如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等。他们拜入科学史学的鼻祖——兰克的门下，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和历史研讨班的形式带回美国，推动了美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科学史学强调“如实直书”，通过分析各种材料，如实重构过去的历史。19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家艾默顿(Ephraim Emerton)就说过：“如果一个人要在一个以精神为其主要特征的历史学派和一个以得到最大数量的文献事实为根据的历史学派之间加以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老是踌躇了。……科学训练已经代替了华美词章的地位，今天全世界都受益匪浅。”⑤20世纪初，虽然科学史学开始受到来自“新史学派”的质疑与挑战，“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题材必须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必须给予更多的地位”⑥，但是，“这场批判性的反响却一点也没有质疑古老的历史学的两项基本前提假设，即历史学应该是一门专门的学术规范，历史学必须认为自己是一门科学”⑦；“新史学派也处身于学术机构、历史学系或是历史研究所之中。……不管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学工作的构思是怎样的不同，他们都同意历史学是一桩科学事业，是按照严格的方法论的指导线索来进行的”⑧。简言之，受到“新史学派”的质疑与挑战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不是历史学研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应秉承的科学精神。比如，美国“新史学派”的先驱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虽然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却主张“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⑨；“新史学派”的另一位宗师比尔德(Charles A.Beard)也承认，并不是要彻底废除科学史学的做法，而是不要过分：“我们用科学精神写出的著作没用了吗？我们必须废除科学的方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⑩ 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科学研究方法由欧美传播开来，散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广大殖民地区也积极向欧美学习，派遣留学生等人员到欧美“取经”，将欧美先进的科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回本国，从另一个方向推动科学研究方法的传播。19～20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在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西方的科学观念逐步进入中国，或激进或渐进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思想。19世纪末的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中国；他猛烈批判中国旧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大力倡导引进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最早关注科学方法的近代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的王国维，既是科学方法的大力提倡者，也是科学方法的积极践行者；他以跨越中西的视域，结合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确立了系统的研究标准和方法，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科学的信奉达到一个高潮，科学方法被视为学术研究的不二之法。留美归来的胡适，于1919年明确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被时人视为科学方法的金科玉律，其后几代人都深受影响。哈佛燕京学社所诞生的20世纪20年代，正是科学方法在中国如日中天的时代。哈佛燕京学社的问世，既得益于这一历史背景，也在客观上推动着这一历史趋势。作为一个中美学术合作机构，它为科学研究方法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渠道，为中国学术的转型注入了一股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