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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贯彻与中国史学人才的培养——以洪业为例 我们以洪业——这位现代著名史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例，来看看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哈佛燕京学社中的贯彻及其对中国史学人才的培养所产生的影响。洪业(1893-198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谱名正继，字鹿芩，号煨莲，英文名William。自幼随父亲在山东一带生活，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1910年返回福州，1913年毕业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同年获书院美国董事汉福德·克劳弗德资助，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1920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学士。1922年，经刘廷芳介绍，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相识，一见如故，接受司徒雷登聘请，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宗教史助理教授，并答应在美多留一年协助燕大副校长路思义为燕大募款。1923年回国，任燕大历史系副教授，开始了在燕京大学长达二十三年的执教生涯。在八年的留美生涯里，洪业接受了先进的近代教育，掌握了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在回国后，成为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坚定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的理念与哈佛燕京学社“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宗旨不谋而合。 哈佛燕京学社自成立至离开中国大陆，洪业一直参与其中，担任领导角色，可谓学社的灵魂人物。1928年学社刚刚成立，洪业就被聘请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直到1930年回国。他刚回国，便力主解散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所于1928年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作为学社在燕京大学的执行机构，由陈垣任所长，还聘请了多位国学名师参与其中，如张星烺、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黄子通等；其初衷是继承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培养国学人才。这与哈佛燕京学社“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宗旨不符，也遭到洪业的反对。洪业认为：“学问应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等笼统归入‘欧洲学’一样。而且……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11)他主张“把先人知识分为语文、数学、科学、人文四类；人文下中国文学应自成一门；而中国的考古、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科目都该与西方的这些科目相互结合”。(12)同时，应“把研究人员安排到大学的不同系中，使他们的工作更好地与大学其他方面的工作协调起来”(13)。在洪业的坚持下，陈垣于1931年下半年辞去所长职务，离开燕大，国学研究所亦随之取消。1933年4月，为了更好地处理在中国的事务，学社在中国设北平办事处，负责人为执行干事，规定由美国人担任。1939年，首任执行干事博晨光因与社长叶理绥不和而辞职。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由洪业继任执行干事。叶理绥没有反对，只是派了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司太雷担任副执行干事。作为中国人，洪业在原则上是不能担任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一职的，但他能得到司徒雷登的提名和叶理绥的认可，与其多年的留美经历和对美国教育制度、学术理念的拥护有很大关系。洪业在1946年之前一直担任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其中部分时间因出国或战争影响，交由他人代理。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活动，几乎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开展起来的。 回顾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著述与研究活动，洪业主持的引得编纂处可谓重头之戏。引得编纂处所进行的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可以说是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次具体呈现。引得，即英文Index的音译，检索之意。洪业编纂中国古籍引得的想法，可追溯到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经历。留美期间，他“很羡慕美国大众可随意翻阅各种参考工具，如百科全书、索引、地图、统计表、年表、族谱……也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考察该处中文书如何编目”。(14)回国后，他一直在思考“应怎样把中国先人积累的知识组合起来，让未来的科学家、历史家及其他学者可轻易索取”。(15)1928年赴美讲学时，他见美国学子“深感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寻检綦难”(16)，便产生了编纂中国古籍引得(Index)的想法。1930年回国后，洪业便在燕京大学成立了引得编纂处，自任主任兼总纂。为指导工作顺利进行，洪业编有《引得编纂手续纲要》，经长期试验和多次修改之后，形成了引得编纂的规范程序，大致可归纳为十个环节：选书、选本、圈目、抄片、校片、编号、校排片、格式、校印样、发印。同时，洪业还创造了“中国字庋撷”的检字法。“庋”“撷”是两个古字：放进、抽出之意。这种方法，先按“中国字庋撷”五个字把所有汉字分为五大类，再按“庋”“撷”二字的笔顺分为十个阿拉伯数码排列于后。“这方法的优点是易学易找，而且学会以后看到六个号码，就马上可想象出原字是什么形状。”(17)自1931年至1951年的二十年间，引得编纂处出版正刊41种，特刊23种，共计64种、81册，“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工具书”(18)。洪业以其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于1937年被法兰西学院授予“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儒莲奖”是国际汉学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作为学者的洪业，是科学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者；作为教师的洪业，也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人才培养上的积极实践者。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丰富多样的方式，传授从美国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兴趣与文献处理的能力。洪业自己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求学时期，哥大的威廉·罗克韦尔(William Rockwell)教授“替他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他的学生把所有参考资料分为第一手的和第二手的，每一份资料都要确定来源与日期才能加以利用，而且每一条都得有注脚。他也要学生把事实及价值分得一清二楚。事实的范围包括谁、何时、哪里、(做)什么、怎样(做)。价值的判断包括好坏、好坏的程度、利弊所在、为什么。价值判断虽因人而异，但历史家把事实筛滤过后，加以价值判断是不可逃避的责任。历史家得承认自己是主观的，但却又要尽量持客观的态度。历史家必须以严谨的态度、使用正确的方法研究历史，才能对人类知识的积累有点贡献”。(19)回国后，洪业将罗克韦尔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史方法吸收进他的教学实践中。他在燕京大学给学生讲授历史方法课程，在开课之初就“灌输他们一种历史感”(20)。首先，他要求学生在一周内写出一篇题为“我是谁？”的作文，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地、父母及其行业、杰出祖先人物、家族渊源、族谱及其保存地等；其次，他要求学生写出生地的历史，包括具体市镇、住宅由来、地契存废、房屋年龄等。他认为，“这对文献的处理是很好的训练”(21)。他还请了一个图书馆小职员每星期天到市场去买废纸(包括日历、药方、符咒等)，堆放在图书馆天花板与楼顶之间的空隙里，每个星期三下午他都带学生到废纸堆里“掘宝”，看到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便鼓励学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正如洪业在1929年4月起草的《哈燕社备忘录》中所说：“我们将鼓励中国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用最好的现代科学方法对之进行再研究；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学研究的地位，使其在学术上获得美国学者的尊重。”(22)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二十多年教学工作的目标与准则。 1939年，洪业编了一本介绍学术论文做法的小册子，名为《研究论文格式举要》，作为学生撰写学术论文的参考。他在文章开篇就“研究”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解释：“‘研究’一辞，在西文有重讨覆校research之意，所求在创获新见之发明。‘研究论文’在西语有新立一论thesis之意，其用在供专家之诘驳、审定，故其文与其他之编著以转述追叙为一般学子训勖者，辄有别。既所重在发明，故以考证为法——或取证于试验之结果，或征实于调查之统计，或检讨于图书之凭据——必有我所自得，足以纠旧误、启新知者，用立全篇精华之干，非以眩博眩文为事也。”(23)紧接着，他“取法西式，间亦参酌中西文字习惯之殊，而变通之”(24)，详细介绍了摘要、序、纲要、论文、注、译名、标点、图表、书目、附录诸项的具体做法。这本小册子，页数不多，却高度概括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内涵，为当时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生学习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三十多年后，罗香林还清晰地记得业师洪业对研究方法的强调：“每遇学生趋谒，即必举学术研究的目标和要点，详为训示。由于得到洪教授的鼓励和指点，而克完成其研究的工作，终于成为著名学者的，无论国内国外，也都指不胜屈；这些学者的成就，虽说与洪教授的精神感召，不无关系，但最明显的一点，还是在于洪教授的乐以研究的方法，启示学子。”(25) 在对史学人才的培养上，洪业有着远大而明确的计划。“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群具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家，寄望这新一代的学者能对庞大的中国文化遗产有所发现，把该保存的东西保存下来。”(26)因此，他非常注重对潜在史学人才的栽培，在课堂上随时留意，提携鼓励。“他要求学生头脑清楚，而且有做学术探讨所需的独立精神。发现这样的学生他便刻意加以奖励，教他们怎样抓住学术问题的要点，不受细节的困惑，大胆地做假设，再试试看假设经不经得起考验；并怎样有条理地、有说服力地提供结论。他严格要求他的学生用第一手材料，出处必须一一备注。对特别可造就的学生，洪业则鼓励他们学习外语，帮助他们出国深造。”(27)为了达到挖掘中国文化遗产的目标，他着意培养学生进行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他鼓励学生中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和王钟翰研究清代。此外，他还栽培了治佛教史的陈观胜，治方志的朱士嘉，治海上交通史的张天泽，研究各种制度的邓嗣禹。”(28)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中国各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且很多都是开拓性的人物，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与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