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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涉猎的范围很广。对于古代文学，历代野史，东西方哲学颇多兴趣，徜徉其间而所获者众，这是让我感念的地方。他在古今的文化里，常常找到逻辑的线索，不相干的存在往往连类一体，遂有了新意。一面面对欧洲文明史，一面冷思国故，于古人文字得趣多多。他看古人，有西方的参照对之，结论自然不同于常人。从西学角度看中学，和从中学角度看西学，在陈先生的文章里多见异彩。《康德与冯友兰》《戴东原与笛卡尔》《利玛窦与徐光启》都是跨时空的短章，不相干的存在有了对话的可能，且其中有惊人的发现。比如谈冯友兰与康德，彼此相反的地方，恰有思想家共有的困惑，他们在思想的路径上有着不俗的贡献，在智慧之途留下路标般的参照。康德的二律悖反，乃对主体与客体存在一种超智力的解释，而冯友兰著述里不忘对儒家天地境界的阐释，则在根底上去解决康德所说的难题。之所以这样对比，陈先生要表达一种中国人的“自性”（identity），即国人与西洋文化对话的资本。陈先生在上下左右环顾一周，觉得古老的文明要与西洋交流，我们的资本少得可怜，但内蕴的挖掘也并非没有可能。他关注冯友兰、胡适等人，是因为那里有一种现代的意识，那里滋生的思想对于我们是难得的参照。中国许多思想尚未生长，新文化未能深入人心便丧失于战乱之中，实在是可叹之事。 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文化之事，不是封闭里的独言独语，实则有敞开胸襟的一种互感与互动。陈乐民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一体，即“二美并”，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意。所以，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中国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这里。 先生谈论文史的文章很多，他的兴奋点不是在一两个层面的，有着长远的眼光。我们说他是五四的孑遗，可细看其文字，并不以五四那代人的是非为是非。比如，他谈论周作人对韩愈的批评，就不以为然，《周作人辟韩》一文对于五四一代人非韩略带微词，包括鲁迅在内，都有所批评。我初读此文很是不解，觉得周氏不以载道为确然之径，并非没有道理，陈先生此言不免有些过激吧。后来看到他《王安石论韩愈》，才知道其逻辑起点不是文章学之道，而是思想不随世俗的缘故。五四那代人以个性精神面对传统，审美的标准可能覆盖了许多思想逻辑，自然要与古人别扭。而陈乐民看到的是另一种思想景观。虽然道统的势力过大，但一种道统反对另一种道统，也殊为不易。这两个视角，看出百年来中国读书人心境的变化。周氏兄弟远离韩愈而近性灵者文，陈乐民理趣兼得的思索，乃时代不同的结果。周作人那代人面对如何表达的问题，故主性灵而轻说理；陈乐民面对的是个性的坚持问题，表达如何暂且不管，而不随流俗的选择才是重要的。他的不同的理解方式，与五四的“意图伦理”拉开了距离。 我觉得，陈先生是打破专业营垒自由阅读与自由书写的人。这样的人物在今天不多。钱锺书、周有光、王元化是这类人物，对人文学科可谓功莫大焉。学人随笔，看似率性而为的漫步，但举重若轻之间，有我们文化里闪亮的遗存。我读陈乐民先生的书，看出他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耕耘里的乐趣。在苦苦思索里，仿佛远离了当代的语境，实则与我们的生活最近。他以追问的目光应对我们社会的悲苦与矛盾，把虚幻的存在一一颠覆，带来精神的光亮，这是我们读者的幸事。我常常想，今天可以反复阅读的书不多，文化里的荒景随处看见，但因为有这样的前辈在，似乎寒夜里涌动着热流，我们的行走便不再孤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