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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从清华园到“瓜蒂庵”(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文汇报 记者 黄春宇 参加讨论

    美食家·“谢三元”
    类似于编年体的上文,大致回顾了谢国桢的个人奋斗史,但是有关老人生前的趣事与轶闻,还需要身边人的回忆和讲述。
    谢小彬是谢国桢的外孙,从1978年调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过世,祖孙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建国门外的永安里。“里里外外堆满了书,由于地方小,除窗户外的三面墙壁都被挡了起来,”谢小彬说道。在他的记忆里,外公喜欢在看书时点一根烟,因此屋子里经常是烟雾缭绕,由于看书太过投入,他的布衫上、裤子上全是烟灰掉落时烫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两室一厅,面积不大。在老伴离开人世后,谢国桢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间,把里屋的大床让给了外孙。“也许是担心睹物思人吧。”这么想来,谢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这番好意。虽说有血缘之亲,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谢国桢往往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么写文章、做剪报,要么见访客、谈事情。
    除了遍布京城的饭店,让文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厂东街恐怕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动不便,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阅读访书、打听行情。那个年代的图书更新速度远不如现在,哪家店有什么好东西,谢国桢基本上了如指掌,而书店伙计也都认识这位隔三差五来访书的老叟,热情招呼着:“谢老来啦!”
    谢国桢习惯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饭配馒头,到了上午九十点才起身出门坐公交车。因为行动不方便,动作总是很慢,上下车都要人搀扶。到了琉璃厂,谢国桢双手拿着拐杖背在身后,优哉游哉地走在前面,谢小彬则拎着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这幅画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26岁的谢小彬也许会觉得闷,但现在,回忆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别号“谢三元”,谢小彬都会喜不自禁。所谓“三元”就是三块钱,谢国桢专挑便宜的书买,如果价格超过了三块钱,他翻完一遍就自觉地放下了。对于这种“抠门”的说法,谢国桢的弟子、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商传的理解似有不同:“老师眼力好,有本事讨价还价,而且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三块钱已经不算便宜了。”
    琉璃厂的书商间曾经流传过一个关于谢国桢的笑话。有一天,老先生来逛书店,逛着逛着肚子饿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带钱。既来之则安之,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一家书店,跟相识的伙计要了一本不值钱的书,紧接着去了另一家店,跟老板讲一些关于这本书的典故,然后顺利出手,换来一碗炸酱面的钱。
    如果在家吃中饭,裹着小脚的钟点工阿姨会擀制汤面或是包馄饨,有时买上两毛钱的肥肉,手脚麻利地做好一顿炸酱面。碰上在外访书、办事,谢国桢就会带着外孙或是学生下馆子,尤其是晚饭,基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店全跑遍了。与现在的“吃货”们相比,谢国桢对待吃的热情与虔诚一点也不逊色,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唯学问与美食不可辜负。
    商传称老师为“美食家”,这可是有事实依据的。谢国桢生在北方,但毕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传的母亲是浙东人氏,烧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这个爱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喝了两口酒,脸色红润,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还摇头摆脑地哼起了京戏。”说起老师那晚的动作和神态,商传情不自禁地乐了。
    另外一件难忘的小事,在今年历史所所庆时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时在外面吃饭经常要排队,谢国桢想了个办法,让年轻的弟子们先坐到桌上去,然后自己跑到队伍最前面,说:“我八十岁了,让我先买吧。”服务员没什么意见,但是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不乐意了:“让我们尊老没错,那几个等着吃饭的可都是年轻人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照顾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辈的感觉。”商传一直佩服老师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一门有趣的学问。“我在这方面受到老师特别大的影响,不能把学术研究当成是任务,需要找一点乐子,否则日子会很苦。”对于谢老爱吃的解读,另一位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于商传:“老师是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吃饱了才有灵感做学问,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细微处见精神,学生们看到了随性,而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对于谢国桢的印象是“豁达”。他在《回忆谢国桢先生片段》一文中讲到“文革”往事,当时与顾颉刚、谢国桢两位史学界的前辈关在一起,“顾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一言不发”,谢先生则恰恰相反,“关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没人时他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
    谢国桢执著于吃,何兆武也领教过几回。在牛棚里,他描述了自己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换一遍酒,一顿饭下来吃了十几道菜,换了十几遍酒。“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听了谢国桢的推荐,回到北京后,两人专程去西单商场的峨眉酒家去品尝“传说中的美味”干烧鱼。
    何兆武评价谢国桢“具有老一辈名士风流佳公子的秉性”,虽然曾经因为购书吃回扣、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质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确信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就得到过谢国桢的帮助:“建国后我馆有《中国丛书综录》之辑,承以所著《丛书考》寄示,提供参考,俱见其热爱社会主义,事无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风义之高,令人钦敬。”(《回忆瓜蒂盫主谢国桢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历史所工作时担任过谢国桢的领导,“谢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轻人去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定都会支持。”历史所以前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谢国桢的办公室了。每天人来人往,都是来请教问题的,他从不推脱,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时会亲手为对方翻书查阅,寻找资料。这些琐碎的事,时间久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不耐烦,谢国桢却习以为常,看着后辈们有了进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谢国桢家的访客也是络绎不绝,五湖四海,长城内外,其中不乏慕名前来的年轻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建业在《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中记录了当时的见闻:“1979年,我想写一部《李贽评传》,就冒昧地登门向谢老请教。没料到谢老是那样的热情和诚恳,毫无专家学者的架子,不仅积极地为我提供有关资料,还在治学方法上给我以教诲。有时还会毫无忌讳地谈起他的过去、家世,真是赤诚相见,无所保留。”日来月往,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与人为善、替人着想,甚至会把对方摆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场病,谢国桢在东直门的中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状况不见好转,诊断也迟迟没有明确结论。家人和学生不放心,就商量着把他转到协和医院去。那边的消化科只接待部长级别以上的高干,为此还惊动了陈云,做了特别批示。转院前一晚,商传在病房陪着谢国桢,天色还没亮,老人就坐起来了,说要跟学生说两句心里话。“第一,我谢国桢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中医院对我不错,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转院?第二,你们不要做学问,都去做官,生病的话,住院比较方便。”这当然都是气话。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轮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开,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事情,只是闲聊似地告诉任道斌:“以前招收你们做研究生时,就想着把你们带出来了就好。”说这话时,任道斌与商传已经从社科院毕业,正式接过了老师的衣钵。
    谢国桢走了,骨灰安葬在无锡青龙山。“我方愧恨自己对他的关心和了解实在太晚,也太少了。”(《怀念我的父亲》)女儿谢纪青为了纪念父亲,表达照顾不周的歉意,让儿子改姓谢,这就是谢小彬名字的来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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