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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了西方霸悍的近代日本人，想要对现实的中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于是，在军部派遣的所谓留学生的调查报告和各路访华人士所撰写的旅行记的基础上，在明治中期诞生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禹域通纂》。 近代日本为何对中国发生了兴趣？ 在近代之前的江户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有些模糊的。1630年前后，日本开始实施严厉的锁国政策，除了早期还曾有朱舜水（1600—1682）和隐元和尚（1592—1673）等极少数有影响的中国人登陆日本及有限的中国商船得以进入长崎港指定的区域之外，两百多年中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几乎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不过，18世纪以后兰学开始传播，西方人通过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全球地理知识已经为大部分知识阶层所了解，日本由此获悉中国虽是大国，但并非天下的中心，1857年刊行的《万国一览》，按国家的强弱分别将俄国和英国排在了东西最上位的“大关”，而“满清十八省”则被排在了比较下面的表示行将退役的“年寄”一列。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逐渐低落，另一方面，也使日本人很想了解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1862年，已经被西方打开国门的日本首次派出官方商船“千岁丸”航行上海，一个目的是试图重开官方贸易关系，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实地考察中国的近况。青年武士高杉晋作(1839—1867)等人在上海期间与中国朝野广泛交往，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行之于文。这一时期恰是西方势力在上海日益扩张、同时又是太平天国军攻打上海周边造成大批难民涌入城内的非常时期，《上海杂记》《赘肬录》这些札记和报告记录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横行以及现实中“猥琐”、“肮脏”、“贫弱”的中国人形象。 明治以后，日本决定仿效西方，将日本建成一个欧美式的文明国家，这也决定了它将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西边的一个庞大存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北部基本上依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它若要向外伸展，必然会触及到中国。同时在文化渊源上，日本毕竟与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维系，基于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认同和对于西方强势的危机意识，“日清提携”的思想也始终没有泯灭。在这样的背景下，1870年7月底，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出访中国，主动向李鸿章提出希望签订和亲条约，翌年《清日修好条约》签署，两国正式建立邦交。1874年日本武力干涉台湾获得成功之后，向中国本土扩张的倾向便日益强烈。明治12年（1879），刚刚升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1847—1913，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提出向中国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建议。所谓留学生的使命，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中国本土学习口语体中文（明治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阅读并撰写汉文），二是时机成熟便深入中国各地调查山川形胜和人文社会的实情，同时探察中国的军事情形。第一批被派往中国的青年军官共有11人，军衔多为少尉和中尉，分别派往汉口、天津、北京、广州、厦门，同时还有一名监督联络官驻守上海，在中国共待了3年，分别深入派驻地邻近的内地作巡回调查，如担任监督官的志永直在改驻汉口期间，曾深入四川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旅行，日后撰成报告书《蜀道指掌》。这些各地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汇编成集供军部的高层参阅。 明治中期，随着渡海前往中国的日本人渐趋增加，记述现实中国的书刊也时有付梓。早期较为重要的有曾根俊虎（1847—1910）的《北支那纪行》（前后编，1875—76年刊行）和《清国漫游志》（1883年刊行）。曾根的背景比较复杂，他有旧学和新学两方面的根基，后入海军担任少尉，1873年3月作为舰船随员随副岛种臣外务卿出使中国，在北方滞留数月，后又至上海办理军需物资，居住一年有余，遂于1975年撰成《北支那纪行》一书，对以天津为核心的直隶、山东、辽宁一带的地势、人口、兵备、产物、人情、风俗、贸易乃至清朝宗室的积弊和鸦片烟的危害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并配有各种示意图，整个著述的风格更像一部情报志。此后他又奉命在中国居留数年，撰成《支那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向上司呈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曾根俊虎传”，298-305页]。但他的《清国漫游志》，却极富文人骚客的情调，不乏凭吊古迹、吟咏山水的场景。这大抵典型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的复杂心境：现实中颓败的社会和昏暗的官场屡屡让他们感到失望，并激起他们改造、征服中国的野心和激情，同时与日本关联如此密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尤其是与古诗文交织在一起的自然和人文场景，又常常勾起他们内心的感动。后者在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1876）和冈千仞的《观光纪游》（1884）中具有更明显的体现，因为这两部旅行记的作者都是汉诗文造诣深湛的文人，他们在中国的游离也并不负有官方的使命。相对而言，1884年作为《报知新闻》特派员来中国踏访的尾崎行雄所撰写的《游清记》，就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考察的色彩。 在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了西方霸悍的近代日本人，一方面企图联手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中国来共同抵御或抗衡西方势力的侵入，一方面又力图仿效西方来削弱和打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并进而改造、控制中国，从而为日本在本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谋得足够的地理空间。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都需要日本人对现实的中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于是，在军部派遣的所谓留学生的调查报告和各路访华人士所撰写的旅行记的基础上，在明治中期诞生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禹域通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