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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也是燕京学社迎来新学员的日子，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我发出采访申请，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裴先生的回复。几周后，我在燕京学社办公室见到了裴先生。她的日程非常满，我几乎是踩着上一个拜访者离开的脚步进去的。裴先生略有疲倦，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后，她大概连转个身的机会都没有，就开始接受我的采访。  “一手”素材对研究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出生于中国上海，父母当时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您一直以来专注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否与您家庭背景有关？ 裴宜理：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母亲是文学家，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相识于上海并在那里结婚。父亲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母亲刚开始是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教书，之后也转入圣约翰大学。我的父母在中国生活近20年，他们对中国一直都有很深的感情。我想这个应该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对中国革命政治投入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美国上的大学）正值越南战争，我和当时的大部分美国大学生一样，都反对战争，为此我们投入到各种反战活动中去，如参加反战游行等，我甚至有一次在抗议活动中还险些被捕。而中国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政治生态让人充满好奇。因此，我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热情和兴趣。当时还有一个想法，认为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会有助于了解越南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再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是1979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调研，能否讲讲您当时的经历？ 裴宜理：是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就申请到大陆做调研访问。在此之前，我在中国台湾学习，也在日本学习过。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的指导下开展调研。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封闭、贫困。虽然申请比较困难，但是最终我还是被批准去淮北做调研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申请去调研、查档案资料都要求有很具体的说明，比较具有挑战性。留学生当时都有指导老师，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的学习、调研进展相当顺利。茅家琦和蔡少卿两位指导老师给我推荐各种资料和研究素材，那些东西是我靠自己很难发现的。同时，他们也把我介绍给诸如图书馆馆长、档案馆馆长这样的人，向他们推荐我做的研究。我很幸运，遇上了博学的教授，为我打开各种求知之门，因而学习和调研得以顺利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获得了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有评论说，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的利用。 裴宜理：我倾向于认为在中国大陆实地了解其他地方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很重要。《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本书的资料收集主要是在上海市，特别是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两个机构。我同时也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工厂，采访了老工人以及参与当时组织工人运动的地下党等。 近期完成的研究安源的项目，虽然主要是在江西安源做的调研，也从南昌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是我也在其他地方比如北京、南京等地做了采访，查阅了不同地方的图书馆资料等。自1979年后，我进行的主要研究都是利用中国大陆的资料或是基于这些资料完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