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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提供丰富学习宝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长期的观察看来，您认为中国革命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裴宜理：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国革命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跨度来说都更具挑战性。首先在时间上更漫长，如果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到1949年成立新中国，几乎30年的时间，这是个很漫长的历程。其次，从地域上讲，中国革命范围所跨区域之广也是罕见的。从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延伸至农村；从海陆丰到江西、云南等地。总之，无论在地域、社会、还是文化等各个层面，中国革命都面临多样性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不同的问题。中国革命拥有在不同环境下斗争的丰富实践，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革命史可以为后继者提供丰富学习材料的原因。 虽然中国革命当时是学习苏联，但是相比后者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在城市、革命依靠对象主要是工人和市民，中国的革命不仅只在城市，而且蔓延至农村并发展成根据地，参加者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等。而且中国革命的经历更曲折、更艰难，但同时也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新著《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认为“安源革命展现了那种与地方精英合作、灵活地运用中国文化传统、以非暴力和工人教育为特质的革命范式”，而在您的多篇研究中也常提到文化与治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 裴宜理：是的，我写作中经常提到“cultural governance”，这个词我还没有找到准确的中文翻译，即便在英文里，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治理者通过使用文化符号、仪式，包括本土的、外国的文化素材，来提升和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我用这个词就是想表达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革命领导人如毛泽东、李立三等对文化传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视，他们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礼节来动员群众，让群众感觉到他们领导的革命是“中国的”，是他们可接受的、所认同的。当然，中国革命最初是向苏联学的，但是这些革命领导人非常善于将拿来的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利用中国本身的文化符号、习俗，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和认可。 我在去安源等地做调研的时候，感受到了当地人谈论“革命”的热情、回忆革命历史的热情，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革命，让人们获得了尊严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对革命的历史充满自豪。 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也可以看到对文化传统的强调。如习近平主席访问曲阜、参观孔府，通过“重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向民众传递出当下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塑造共同的认同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通过传统文化符号来展示当代政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强调。 诚然，每个国家或者政府都会使用文化符号来寻找文化认同、引发民众共鸣。但是，中国革命尤为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重视。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应该是来自传统儒学的影响。儒学强调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文化的重要性才被中国革命领导人如此强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别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