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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图书阅览室里，挂有十位“史坛名宿”的照片，都是一九五○年后在历史系任教的老师。余生也晚，这些老先生中见过面的，只有徐中舒、缪钺（字彦威）、吴天墀三位。而实际听过课的，仅缪先生一人。徐先生只给我们做过一次讲座，然我以前读书时不够规矩，时常翘课，讲座也常错过，后来才知是大损失，虽悔亦晚（我入学前曾随长辈学过一点诗词，尚未入门，略知粗浅规矩而已。但对于此道的兴趣，那时也肯定是大于先秦史的）。而吴先生那时还没充分“解放”，不能开课。 无论如何，川大的“史坛名宿”，我只有幸听过缪先生的课。而上课的感觉，可以用现在微信上常见的“震撼”来描述。内容的精彩且不说，先生对上课时间的掌握，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当时先生的白内障还没动手术，等于是闭目演讲，由我们另外的老师（缪先生的学生）同步板书。每当缪先生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就听到下课的钟声响起。老师可以不需任何提示而掌握课时如此精准，隐含着对课程和学生何等程度的尊重，教过书的人才知道。我自己教书也算认真，但就是看着表也到不了这样的境界。 在这方面，彦威先生是下了功夫的。他曾自述讲授中国文学史一课的处理方式说： 每星期上课三小时，要在一年之中将中国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情况讲完，应有尽有，不许漏略，的确是要很费斟酌的。我的办法是把所有应当讲的东西都选出，然后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规定详略轻重的比例；这样，有了通盘的计划，就不至于因为某一部分讲授过详，多占了时间，结果影响到讲其他的部分要缩短时间，或无暇讲授。 大概每一次上课，先生都是在整体的“通盘计划”之下又做出了一两课时的通盘计划，的确是用心良苦。如他自己所说，上课之前，总要先细看那一两节课的讲稿，更纯熟地掌握讲授内容，“尤其考虑斟酌如何能够表达得好，能够浑融成熟，深入浅出，使同学易于接受。譬如复杂的事实，如何清楚地说明；深细的理论，如何明显地讲出”。尤其“注意思想的逻辑性，注意条理系统。讲活清楚扼要，避免枝蔓芜杂、冗言废话”。 缪先生特别指出，上课固然要言之有物，“但是更重要而困难的工作，不在材料的搜集，而是在如何精简，如何组织”。课程的“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他上课时，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每讲一段，随时提醒所以要讲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使听讲的同学能跟随我所讲的系统想下去，思想集中，不至散漫”。 简言之，“课堂讲授是一种艺术，讲一节课，如果讲得好，能使同学愉快地接受，就如同一篇好的文章，使读者喜欢阅读钻研”。可以看出，口头和书面的表述本是相通的，其大体要求也是一致的。须注意的是，上引缪先生的话中，两次提到避免芜杂，他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对先生而言，表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言不烦”。撰写论文要做到这一步，就不能随意下笔，而“要求作者在抒写表达方面下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