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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先生的受学经历，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遇到好老师就更突出。昔年学校对于写作，一向很看重，少年胡适就因此而在校中迅速“出人头地”。外国名校，直到大学也非常注重写作，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便一向如此。我们如今则不然，中小学的语文课越来越“标准化”，作文所占分量偏少。或因类似的训练一直不足，现在就连文科教授也难免“言之不文”了（我自己就一向被认为文字不够通达）。 在彦威先生看来，“文章是表达思想感情、记述事物的工具，唯求其方便而已”。这“方便”二字看似简单，却仍是“有序”的。我自己也曾亲近过桐城“义法”，但更多是背诵《古文辞类纂》，尚不及“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对桐城派的“言有序”没有多少体会。从先生的论述看，“言有序”便近于孔子论文所主张的“辞达”，而归依于“得体”。 先生年轻时便写过《达辞篇》，主张辞之所达，是“达心之所明也，达中之所蓄也”。他引韩愈“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的论断，进而申论说，“心有所明，中有所蓄，而不能出诸口、宣诸笔者有之矣；未有心无所明，中无所蓄，而能文辞优洽、辞令周给者也”。这是对前述语言和思想关系的补充：语文能力可以增进思考能力，但还是要心有所明、中有所蓄。一言以蔽之：“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亦即刘勰所谓“根柢盘深，枝叶峻茂”（《文心雕龙·宗经》）也。 彦威先生进而提出： 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就是说，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 作文要事先构思，而不能信笔书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在他为考证辩护时便承认，一些考据文章确实“流于烦琐，使读者生厌”。其原因，除一些作者不能割爱而尽量胪列证据外，也由于作者“不善于行文，不知道文章中轻重疏密之适当配合，不知道提炼勾勒之妙用”，于是因堆砌而成烦冗。所以，即使作考据文章，也“应当注意方法，做到线索清楚，论据分明，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不可烦冗芜杂，使读者生厌”。 如果说“深文周纳”（此用字面义）常不能做到辞达，浅显亦然。古人也有“以浅陋为达”者，明代川人杨慎辩之曰：“夫意有浅言之而不达，深言之而乃达者；详言之而不达，略言之而乃达者；正言之而不达，旁言之而乃达者；俚言之而不达，雅言之而乃达者。”缪先生据此指出：“辞之达意，期于密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意无恒姿，故辞无定检。俯仰丰约，因宜适变。”至于具体的表述方式，则“表一意者不止一词，构一思者不止一式”。文章的“措辞选字、安章宅句之方，巧拙万殊，妍媸千变，虽有巧历，所莫能计”。 理想的表述，或当如刘勰所说，要“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缪先生是诗文兼修的，他对作文更多强调“简明清畅”，对作诗却主张造句“贵婉折而忌平直，贵含蓄而忌浅露”。在先生看来，诗要含蓄才能“言近旨远”。如果“倾筐倒箧，一泻无余，那就索然寡味了”。故作诗“总应当精练一些，含蓄一些，不可说得太多，太直，太尽”。但含蓄并非吞吞吐吐，反而是“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地走”。 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缪先生晚年对庄子说庖丁解牛之“以无厚入有间”一段，自觉“颇有触悟”，以为若借此论词艺，便指“透过复杂错综的情势，婉转曲折，以表达其幽微的寄托之思”。他曾提出：“一幅画，要有浓淡疏密；一部小说，也是有奇警处，有平凡处。奇警处自然会见精彩，平凡处则往往容易失于枯燥无味。”好的作家“在描写平凡的故事情节时，也能够使它不枯燥，不平凡”。 人们常说玉不琢不成器，即使最提倡“客观”的史家，也不能不承认绝大部分所成之器都经过了人为雕琢的阶段（理论上也不能排除浑然天成的可能）。而对“器”的要求本各不同，有的希望能体现匠人的雕琢之功，有的则企图尽量掩盖斧凿之痕，以近于浑然天成。有些文章看似平易畅达，其实下了工夫。缪先生便注意到，“欧阳修对于自己的文稿反复修改，主要是要求语言的精练，繁简疏密的得体”。其修改不仅不是“故意地求艰深”，反而是要“使人读起来觉得更平易自然”。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流畅显明的文字不一定就没有“结构”，不过隐而不显，潜藏在意识的自然流动之中，使各种跌宕起伏，都仿佛是行云流水在“走自己的路”。我们确应避免过多的人为构思，特别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安排出来的“巧妙”。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上的人与事原本有其发生发展的逻辑，撰述者有所结构，也最好是顺应其原初的逻辑，彰显事物本身的逻辑力量，便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此或即所谓“得体”。 在此基础上，缪先生指示了撰写论文如何“要言不烦”的具体步骤。首先“通篇结构要完整，要能前后照应，彼此关联，不可松散”。如“开头如何引起问题，中间如何层层论证，最后如何总结；而每层之间又如何连贯衔接，其中关键性的论点如何常用警句说明，如画龙之点睛，通篇布局，如何做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都需要精思熟虑。同时，“用笔要能灵活跳宕，不可一句一句地平铺直叙，寸步不遗”。 史学无证据不能立言，连论文如何引证的问题，彦威先生也有具体指点：“引用论证的资料，应当有选择，有详略。重要的证据，全文征引，据此进行考释、分析，说明问题；次要的则不必引全文，只引精要的几句即可；更次要的则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来历。”若不必要的征引过多，成了专题资料汇编，容易使读者生厌。 由此回看先生对课堂讲授的论述，并把“讲”转换成“写”，即“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且每写一段，要随时提醒写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以文章自身“系统”的展现，使读者“思想集中，不至散漫”，能跟随文章之进路，最终“喜欢阅读钻研”。这的确是艺术，或亦所谓“辞达”。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旅京寓所 为纪念缪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 （《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 《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缪元朗著，中华书局二○一四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