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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论文选题与宋史的讲授 民国时期的学生毕业论文能保存至今者甚少，而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保存却非常之完整，原存北京大学学位论文阅览室，现已划归特藏室保管，清华大学则存有部分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这些均可从北大、清华大学图书馆网页检索到相关目录。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则完全不存，但《北京大学周刊》上(1935、1936，1946、1947年)登有各科系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及其指导老师的布告，《辅仁学志》附录中刊载了1941-1945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目录。以此作为核心材料，并结合相应论文原稿及回忆文章，对当时毕业论文中的宋史选题进行梳理，藉以观察学生选题与宋史课的讲授重点及老师指导指导之间的关系，或可增进对当时学位论文写作环节的认识。 (一)北京大学 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提交的36篇毕业论文选题中，上古史多请兼职讲师傅斯年或顾颉刚指导，秦汉史、宋史钱穆，辽金元史姚从吾，明清史孟森，中西交通史、西史翻译及西洋史陈受颐、皮名举。其中有四人选做宋史的题目，仅次于辽金元史6篇：分别是邓广铭《浙东学派研究》，张公量《王安石的改革运动》，王毓铨《王安石的生活思想及新政》，廖世雄《宋代的地方制度》，指导老师均为钱穆。(35)杨珏《匈奴之研究》、《王安石之政治思想及其变法》中限选一题，指导老师是对匈奴和蒙元史素有专攻的姚从吾。部分学生甚至有二三个选题，一是可见当时学生兴趣之杂，二也是因为选题方向未定，变动性大。而即使是已经确定选题的学生最后也会因各种原因更改选题，如邓广铭改由胡适指导作《陈龙川传》，傅乐焕改由姚从吾指导作《宋辽交聘使研究》。(36)从总体上看，1935年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多与王安石变法有关。 1936年提交的27篇毕业论文选题中辽金元史占7篇，而只有两人选择了宋史，且均属宋金关系史，一为尹冠华《宋金和战问题的再检讨》，由钱穆、姚从吾指导；一为牟禄庭《北宋与金人的交涉》，导师为姚从吾。(37) 这二届学生中(1936-1937年)完成宋史选题的毕业论文，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邓广铭、王毓铨和傅乐焕三人的研究。邓广铭在胡适指导下写出《陈龙川传》，后由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而王毓铨的论文第一章先在《食货》(第3卷第11、12期)发表，据陶希圣说：“王毓铨先生是北大史学系四年级同学。在本刊第三卷四期曾有论文发表(笔者按：指《清末田赋与农民》一文)，他这篇(《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是《王安石传》的第一章的上段。《王安石传》全稿约有十五万字。”(38)论文第五章《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分二期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第5卷第1、2期)上，大致有6万字左右。傅乐焕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专攻辽宋史，继续充实他的毕业论文，后以《宋辽交聘使表稿》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二分上，而这仅是他《宋辽交涉史研究》的附录部分。(39) 学生论文选题，参照当年学年论文的相关规定，“须各就前二年肄业兴趣所近，拟定研究题目，交呈教授会审查。教授会审定研究题目后，即就题目性质，推定教员担任导师。”(40)所以毕业选题与学生兴趣相关，而他们之前所选修课程是其兴趣的重要来源。从学生在宋史上的选题看，1934-1935年度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正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1935年的毕业选题中就多有关注王安石变法者；1935-1936年度姚从吾开设的宋辽金元史中重辽金与宋的关系，而1936年毕业选题中就有二篇是宋金关系研究，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和讲授内容会影响到学生毕业论文选题。 但是宋史课的讲授者只是学生论文选题的启发者，并非唯一之影响，学生也会受到其他史学思潮的冲击，表现在论文选题和做法上，就与授课者、指导老师治学特点完全异趣。如王毓铨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经济史取向，就与蒙文通、钱穆和姚从吾治学特点不符，他们对社会经济史也缺乏研究。王毓铨大四时选修过胡适开设的“传记专题实习”，其中所列传记人物就有政治家王安石，他的论文也是此课的作业。(41)而他的做法也与胡适的治学风格不同，主要是受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魏特夫之影响。毕业后他一度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38年应魏特夫之邀去美国从事研究，(42)自是可见他早年的学术发展脉络了。 姚从吾1934年自德归国任北大史学系教授，1936年担任系主任，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在1934年至1946年间，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史学系先后开设过辽金元史或宋、辽金元史。姚氏晚年对他在北大的教学有一总结：“回忆在北大主持历史学系时，即又分‘辽宋金元史’为四小部分：(1)‘辽(契丹)与北宋’(九〇七～一一二六)，(2)金(女真)与南宋(一一一四～一二三四)。(3)蒙古初期(一曰四大汗时代，即蒙古与西域诸国，一二〇六～一二五九)。(4)蒙古与东西亚。每一段落，常选一人至三人从事工作。故自弟归国至抗战(昆明)时期，即完全依照上述办法分配。如傅乐焕，邓广铭，杨志玖，方龄贵等先生不下十余人，均曾在此一阶段，共同讲习，担任工作。”(43)他的回忆与前文所列1935-1936年度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的四编正相吻合。傅乐焕从宋辽关系入手，对辽代的捺钵制度和宋辽交涉史有深入研究，而邓广铭因关注陈亮和辛弃疾，对南宋的历史文献及宋金关系亦有专攻。杨志玖、方龄贵则精研元史，杨氏因在《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史料而一举成名，方氏则以《元上都考》作硕士论文。其余像程溯洛作《宋金归地交涉详考》，傅乐淑作《元明汉籍中所记蒙古色目人的生活》，均可对应姚从吾的人才培养规划。(44)如此看来，姚从吾对北大宋辽金元史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是有一套整体上的规划，并且已初见成效了，只是后因各种原因他们多已偏离姚氏所设计的研究方向，但不容否认姚氏在北大宋辽金史人才培养上的贡献。 1946年北大复员返平，邓广铭回到北大，开始讲授宋辽金史。当时的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情况如下：1946年26篇论文中有4篇：米继简《熙宁新法和新旧党争》，杨淑安《唐宋茶道小考》，杨宝贞《宋辽战守疆域考》，张曼德《北宋岁时志略》；1947年44篇论文中有8篇，张競敏《辽代州郡及宋辽关系地图》，汤桂仙《范仲淹》，吕铮《宋王安石之变法》，冯远程《熙宁变法》，赵新月《宋代的役法——由差役法到募役法》，张丕安《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述略》，漆侠《王荆公新法研究》，谢蕴慧《章献明肃太后传》。(45)所有宋史论文均由邓广铭指导，而从学生选题也能看出授课老师的影响，如1947年的选题，有二篇是传记研究，其余则是关于王安石变法、役法、宋辽关系者，均是宋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燕京大学 燕大历史学系学生毕业论文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现仅据相关目录和论文原稿，就选作宋史者分疏如下：1928年朱士嘉毕业论文是《宋与西夏关系》，指导老师不明，疑为洪业；1933年宫秀作《交子考》，导师邓之诚；1937年王怀中拟作《青苗法之研究》，导师邓之诚；1940年陈瑜作《宋金史纪事互证》，导师邓之诚；1941年姜源清作《宋律考》，导师邓之诚；1947年谢桢作《元祐党人碑》，缪希相(后改名为李涵)作《范仲淹评传》，导师均为聂崇岐；1949年陈仲夫作《宋金交聘仪节考》，导师邓之诚；1951年陈公柔作《熙宁变法在财政上之收获及对后来之影响》，导师聂崇岐。1935年硕士毕业的王育伊作《宋徽宗至孝宗时代宋金之国交》，导师疑为邓之诚，评阅人为陆志韦和张星烺。(46) 后以治宋史知名的聂崇岐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宋史，1928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时，毕业论文是《突厥对外关系考》，此选题可能与他在校期间担任地理协会兼职编务受《地学杂志》的影响有关。1930年他成为洪业主持的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重要编辑人员，而燕大编纂的引得涉及宋史者甚多，所以他走向宋史研究的道路，可谓是洪业引导安排的结果。(47)据刘子健回忆，洪业也有意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各治一断代，如齐思和治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翁独健、蒙思明治元史，周一良治魏晋南北朝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昇治辽金史，王钟翰治清史等。(48)虽不无事后解释之嫌，但不容否认洪业对燕大历史学系学生研究方向的影响。 《两宋经济重心的转移》一书的作者张家驹，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其学位论文为《宋代东南之繁盛》，后改题《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发表在《食货》1935年第2卷第11期上。而后张氏也一直坚持中国社会中心南迁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于1943年出版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编)，其下编其实就是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的初稿。(49)他在毕业论文自序中说：“我国文化区域南迁之动向，历史上最重要之时期有二，一为东晋，二为南宋，而晋又不及宋也。……我国学者亦尝注意及之，然作为专题研究，而致力于著述者，则未之见。去岁余与张亮尘师(张星烺字亮尘)偶谈及毕业论文事，因以今题建议；商之邓文如师，因允为指导。故文章之成，得先生之助最多：如材料之蒐集，体例之指正，莫不经先生之口讲指画者也；又承洪煨莲师指示方法；并志此以表谢忱。”(50)据张氏自序，他的毕业论文，先是由宋辽金元史的讲授者张星烺命题，但却由邓之诚指导搜集材料，洪业指示方法。 其实，这在燕大是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学系的学位论文基本上是由邓、洪二人指导。比如1937年3月17日燕大历史学系在临湖轩召开本学期的第一次学系会议，通过了三、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并分配导师。古代史选题基本由邓之诚一人包揽，近代史(乾隆以后)则由洪业指导，其中明清史间或两人共同指导，涉及元史则由邓之诚和张星烺指导。(51)当时，洪业主要给三、四年级开设初级史学方法、高级史学方法二门必修课，而邓之诚则开设从秦汉到明清四种断代史，张星烺则擅长中西交通史和元史。所以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分工。当时“历史学系的学生最重视自己的毕业论文，大半从三年级的后半，就各自分头会见教授去选择自己研究的范围，然后由学系会议通过，确定题目，分配导师，一到四年级，便开始写作了。”学生花在论文的准备时间长，而且导师也认真，所以论文质量也特别高，毕业论文优秀者多发表在《史学年报》上。而“凡是历史学系的学生，都经过极严格的初、高级历史方法的训练，对于史学写作，所求极苛，态度也最谨严。”(52) 燕大宋史课的讲授者前期为张星烺，后由聂崇岐接替，但学生论文指导老师早期是邓之诚，晚期为聂崇岐。从邓之诚、聂崇岐两人所指导的论文题目看，也与他们各自的兴趣有关系，论题逐渐从宋与辽金关系走向宋代政治、制度史的具体研究。 (三)清华大学 现存可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宋史的毕业论文，1937年戴振辉所作《宋的建国及其规制》；1947年郑哲夫作《寇准事迹资料辑要》，谢靖亚作《赵普年谱》，孔令仁作《宋高宗建炎航海考察》，刘梅《政宣年间宋金关系》，导师均为丁则良；夏潜蛟做《司马光日记辑佚》。(53) 戴振辉在校期间在《食货》和《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多篇晚唐五代史论文，张荫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也曾承戴氏指示新材料，可见他在宋史上已初有根基。他的毕业论文讨论的是宋初重要的政治问题，与张氏1941年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宋朝的开国与开国规模》或可互观。可惜他毕业后南归故里，一直在中学任教。丁则良是张荫麟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指导的学生，论文题目是《秦桧传考证》。1945年他被聘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专任讲师，1947年去英国伦敦大学专攻苏俄史，(54)故清华大学1947年宋史的毕业论文数量剧减。另外，1940年毕业西南联大的李埏，他的毕业论文《北宋楮币起源考》也是由张荫麟指导。(55) 从上可知，仅从学生论文选题看，清华的宋史研究选题早期受张荫麟指导，后期受丁则良指导，学生论文选题与是否有此方向的授课和研究老师极为相关。 (四)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宋史研究论文，1941年36篇中有7篇，何凤德《北宋之役法》，王鋆《北宋禁军考》，王秀兰《宋放灯考》，孙炳荣《宋金和战与党争之关系》，祝毓琏《宋代赛庙情形》，尹敬坊《北宋屯田考》，武宗儒《燕京与汴梁风俗比较》。1942年29篇中有4篇，张云超《西夏建国于宋辽间之方策及措施》，刘秉岗《宋徽宗与道教》，邢子疑《川蜀与南宋立国》，牛占谅《宋金交攻下之人民生活》。1943年31篇中有4篇，王文湛《金代猛安谋克之研究》，林孝忠《红袄贼变乱始末》，王兴志《宋初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史》，李燕来《南宋初士大夫对和战之态度》。1944年27篇中有3篇，李家麟《宋金元三国外交相互之关系》，丛治湘《北宋汴京生活述略》，许德芬《北宋久治与宋太祖羁縻政术之关系》。1945年30篇中仅有1篇，陈家振《北宋学术兴盛与诸帝爱好学问之关系》。(56) 辅仁历史学系毕业论文，首先从论文数量上看，1944年是个分界线，1941-1943年宋史论文选题多，有15篇之多，1944-1945年才4篇。笔者怀疑1944年之前的宋史论文可能是由柴德赓指导，而他1944年初离开北平，直至1946年才返回辅仁任教，正好与宋史论文选题的变化趋势相关。至于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具体情况尚待详考，但应不出柴氏和张星烺之外。其次，从论文选题上看，辅仁的宋史毕业论文已经不再局限于宋辽、宋金关系，已经有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等具体制度的研究选题了。 因资料完备程度不一，北平地区四校历史学系宋史选题状况即如上述。随着宋史课的开设，学生受主讲老师的影响，主动选择宋史做毕业论文，而一旦系里不开设宋史课，学生选宋史作毕业论文的人数就会减少，甚至会没有。这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已经和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随着宋史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到40年代中后期，在第一代宋史课开设者影响下选择宋史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有各自的研究特色，由他们接替开设宋史课，并指导相关的毕业论文写作，如邓广铭在北大、丁则良在清华等。此时选做宋史的学生，数量上也更多；从研究范围看，比30年代的选题更为深刻细致，而不再局限于宋辽、宋金关系这单一主题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