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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要历史专题的研究 1982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撰写了《从〈宋论〉看王船山关于“陋宋”的观点——兼论船山的政治思想》专题论文，对王船山在《宋论》中提出的关于“陋宋”的观点作了重点考察, 进而探讨了其政治思想。关先生认为史论是船山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史论往往就是他的政论, 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从船山对“陋宋”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他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学影响。儒家的一些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 基本上是他评史论政、衡量治乱得失的理论依据。其中关于注重人事的观点、求实的观点、讲求时势的观点, 是船山政论中的精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关先生还指出船山的史论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感，因此船山所批判的“陋宋”,实际上藏有“陋明”的影子。船山政治思想的形成除了诸家之说的渊源外,更重要的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关先生此文对王船山政治思想的分析十分中肯，是研究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一篇很有份量的专论。 1984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纪念袁崇焕诞辰40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的重要论文，获得与会学者的赞誉。袁崇焕诛毛文龙，是明代末期的军政大事，向所非议不断。从明末以来，袁崇焕“擅戮大帅”之罪名就见诸明清之际的重要史籍。关先生的这篇论文，从袁崇焕的议款目的、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党争对袁崇焕的影响以及袁崇焕死后的战局等方面入手，分析了袁崇焕诛毛文龙的正当性，为袁崇焕正了名，也指出了崇祯皇帝的多疑及误杀，该文拨开迷雾见本真，显示出关先生精深之思辨功力。 1987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傅衣凌先生和我共同主持的 “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发表力作《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关先生首先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还考察了当时汉口的商业主体结构、城市性质和商人组织，指出汉口是以其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的，因而对各地商品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均极强，其覆盖面相当广。他剖析了包括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大行业，以及后来衍生的茶叶和洋广杂货等行业在清代前期的发展。关先生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汉口作为全鄂的中心大市，其省内的物质依托还是相当雄厚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要发展为商业中心也将是困难的。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的工业水平不高，是一个以商业机能为主的都会，与苏州、佛山等市镇相比较，其工业与商业之间的发展显得很不平衡。清代前期虽说繁荣，但毕竟是商业为主的消费城市，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关先生最后认为各省在汉口的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的确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关先生对汉口商业的精深研究，为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 1993年关先生完成了名作《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刊于《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充分体现了关先生精于思辨的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对反抗清王朝的武装集团的性质进行辨析，是思想解放的体现。通常认为，反清的武装就是进步的起义军，应该给以正面肯定。关先生通过抓住蔡牵集团性质的主轴，对其出现的成因、队伍之构成、与安南夷艇之关系及其一贯之剿劫活动作总体考察后指出：第一,蔡牵长期霸占海域，不分对象地对商舶和渔户大肆剿劫。第二，海盗集团与起义队伍性质之根本不同,关键在于两者战略目标不同。任何起义的战略目标, 始终是歼灭维护旧政权的官军, 进而推翻旧政权; 而海盗集团的目标只在剿劫, 因而劫商与避兵便成为他们的行动规律。第三, 关于政治纲领与口号。蔡牵称“ 镇海王” ,刻有“ 正大光明” 王印并建元“光明”，但这不能改变其劫掠的本质，不能望文生义去作解释。总之, 以蔡牵为代表的海上武装集团, 虽曾进袭台湾, 其活动又几乎是与白莲教起义、湘黔苗民起义同一时间进行, 从而分散了朝廷镇压上述起义的力量, 在客观上对清朝统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海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该作对于明清时代海盗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1998年关先生又刊出一篇力作《清代前期河督考述》，该文对河督沿革、河督体制及河督选任及其治绩得失作了详实考述，关先生指出，河督的完全定制是在清代，清代河督体制,是为了适应治河、导淮、济运三者的协调与综合治理而建置的，它标志着我国治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文不仅填补了清代制度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今天国家大型工程的管理和反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