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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发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特点 在半个多世纪的的学术生涯里，关先生对读书悟道中的 “博与专”关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93年2月《羊城晚报》读书论道专栏曾刊出过一篇对关先生的专访：《读书的“博”与“专”——与关文发教授侃读书经》，关先生专门谈到读书与治学的问题。通常认为“博”就是博览群书、开卷有益；“专”就是有的放矢、立竿见影。关先生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绝对化了。博与专，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读书需要博，更需要专。关先生指出无论作何研究，都必须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这就是博。司马迁撰《史记》，之所以能传诸万世，是与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具有广博的知识分不开的。我们强调“专”决不意味着单打一，像研究中国古代史，就很需要有点古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考据学、文献学、社会学、 民族学、哲学等基础知识，乃至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关先生又说：我们研究历史，经常要运用比证方法，即对事物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用以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龙去脉及其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地域特点等。我们研究明清史，就不能不懂隋唐史、宋元史、近代史、世界史。明朝制度虽“法体汉唐”，但仍有不少制度是沿袭元朝制度稍加变革而来。清朝立国制度虽说大体沿袭明朝，但仍有来自八旗制度、王公贵族共议国事制度、满汉复职制度等，都可以在辽、金王朝找到渊源，如果口径搞得很窄，不顾上下或忽视左右，这样的“专”，必然流于武断或浅陋，所以博是治学的基础。关先生又指出：“博”并非是漫无边际的、盲目的，而是受“专”所制约的，就研究历史而言，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史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仅二十四史即达3200多卷。而清代档案史料，据粗略统计多达960万件。此外还有数量更为巨大的私史、专史、野史、实录、起居注、圣谕诏令和相关的文集、笔记、方志、族谱、碑刻、墓志铭等等，哪怕穷毕生精力也无法遍览。故读书应该专博结合，以专为主，以博促专。在选定的专业范围内选择基本史料进行精读。研究明清史就应该选定《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等典籍进行精读，反复钻研，必有所获，其他则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读与泛读。 精于思辨是关先生的又一治学特点。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辨，是史家必备的素养，但在展现不同观点的过程中通过思辨的方式展开讨论，却非一般的史家所能为。关先生在这方面展示出深厚功力，他对明代内阁制形成和发展问题研究、对袁崇焕诛毛文龙之辨析、对嘉庆抄斩和珅的历史原因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考证、对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都充分体现了他精于思辨的特点，总之关先生的著作，处处体现了思辨之光和质疑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惟书有华，秀于百卉”，关先生谦逊博学、睿智高雅，对学生后进，宽厚体恤，多所栽培。一生不近世俗轻薄，却独享“一部经典，富可敌国；半杯香茗，贵比王侯”的书卷生活，宅心仁厚，自信平和。关先生落笔，平实有韵，详而不冗；审视资料，无论正史野钞，奔腾而来，尽收胸臆；发微探源，堪称典范。先生虽逝，但先生的人品、学问和贡献，将为后世铭记。 （叶显恩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一星为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