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西方史学的两大类型是文学式的叙事史和博学好古研究。启蒙时期，叙事史的发展受到哲学式历史学家的充实，呈现出了崭新的社会文化史，其中包括民政史、风俗史和社会史。另一方面，博学好古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在史料整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启蒙时期史学革新的中心主要是在法国和英国，其次是在意大利，德国处于次要和配角的位置。19世纪，随着兰克史学的兴起，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史学的革新者和引领者，并对欧洲各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兰克史学是对启蒙时期史学的一种反动，主要是以民族国家的政治为主导的民族史，从史学视野来看，兰克史学的视野远比启蒙时期的史学更狭隘。不过，从德国人的角度看，兰克领导的史学革命使德国的史学研究从昔日的配角地位跃居引领者的地位，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 键 词：启蒙运动/19世纪/欧洲/史学 作者简介：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的史学发展开始大踏步的前进，在18和19世纪，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此史学界早有共识，但是对于这两个世纪里西方史学的演变，尤其是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仍有许多不太明了和值得深究之处，本文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这两个世纪中欧洲史学的继承与变革。 一、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史学 16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在其《关于历史的十篇对话》(Ten Dialogue on History)里写道：“有些历史学家完全不写各个民族的事迹，而是撰写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法律……今天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撰写希腊罗马的服饰风格、武器的样式、安营扎寨的方式、船舶、建筑物以及其他各种生活工具及其工艺的形式。”①这段文字至关重要，它清楚地表明，帕特里奇已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研究的两大类型：叙事史和古物研究。 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两大史学类型再度复兴，描绘“各个民族的事迹”的叙事史的杰出代表包括15世纪的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和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以及16世纪的尼科罗·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和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这类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往往参照古典史学家李维、萨鲁斯特、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他们也竭力模仿这些古典史学家。从题材上说，他们都关注当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他们也和古典史学家一样，崇尚修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好用一些虚构的演说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类史学家称为“新古典史学家”。 还有一些史学家，他们较少关注当代的政治和军事，而是关注遥远的古代，特别是古代的语言、典籍、风俗、制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的历史，并重建古代的生活。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在当时被称为“古物学家”(antiquarius)，即英语中的“antiquarians”。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或训诂学(philology)总是与古物研究不可分割。②有人把此类研究称为“博学”(erudition)或古物研究(antiquarian studies)，今人统称为“博学好古研究”。③在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好古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是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文人和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博学好古研究在意大利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学者，其中15世纪博学好古学者中的佼佼者当属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7-1457)和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瓦拉运用其过人的拉丁语知识考证教会的重要文献《论君士坦丁的馈赠》，他向世人证明它是一份伪造的文件。比昂多撰写了三部博学好古研究性质的著作：《复原的罗马》(De Roma instaurata，1444-1446)、《凯旋的罗马》(Roma Triumphans，1459)和《意大利解说》(Italia Illustrata，1474)。《复原的罗马》是对古罗马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古罗马地形地貌的考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比昂多本人进行了实地考察。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复原的罗马》属于历史地理或文化地理的著作，研究古罗马的物质空间是为讲述罗马历史提供场景和线索(prompts)。④《凯旋的罗马》则与上述两部著作有所不同，该书探讨的并非具体的实物，而是较为抽象的文化机制或文化成例(cultural institutions)，内容包括古罗马的宗教(第1—2卷)、公共管理(第3—5卷)、军队(第6—7卷)、私人机构(第8—9卷)，以及凯旋仪式(第10卷)，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⑤需要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上，这两类历史兴趣有时是重叠的，例如，瓦拉既写了《论君士坦丁的馈赠》这样的考证著作，也曾撰写叙事性的《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传》。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比较知名的博学好古家还包括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西格尼奥(Sigonio)、奥尔西尼(Fulvio Orsini)、李格里奥(Piro Ligorio)等人，他们用精湛的语文学知识和考证技巧探究古代的历史、文献、文物、习俗和制度，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古典学和考古学的基础。⑥随着欧洲各国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这两大史学类型也被仿效。⑦ 17和18世纪的欧洲史学大致也可以划分为这两大类型。⑧17世纪，欧洲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7世纪因此被称为“博学的时代”。其中，法国学者在此领域的贡献尤其突出，1663年，在法国名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的扶持下，巴黎正式创立了一个研究早期文明的古物的机构——“铭文学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但它的重要性在1701年的扩大和重组后才充分体现出来。⑨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瓦拉的语文考证法在法国学者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⑩马比永的《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1681)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文献考证技术，对后世西方的文献学的贡献尤其卓著。(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