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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史学 启蒙运动时期，叙事史呈现出新的面相。启蒙时期的叙事史深受启蒙运动观念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思考的是更为普遍的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因此，启蒙时期的叙事史不再只局限于政治事务，而是尝试从整体上呈现人类社会发展史。许多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这类史学著作浸透着强烈的启蒙政治和社会观念，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18世纪的这种“哲学式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欧洲的某个国家，他们更多地是从世界的视野撰写历史，这当然也与18世纪欧洲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认识和殖民活动有关联。启蒙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12) (一)民史(civil history)。17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把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划分为三大类型：神圣史、自然史和民史(civil history)，他明确指出，“民史”就是叙述人类事迹的历史。(13)18世纪，“civil”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相对于宗教和教会而言，“民史”不同于“神圣史”(sacred history，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宗教史)和“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另一方面，civil history也是相对于自然史而言，它指的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之后的社会演进史；最后，“civil”这个词也意味着文雅和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皮埃特罗·加诺内(Pietro Giannone，1676-1748)撰写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民史》(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1723)首开“民史”之先河，并对孟德斯鸠和吉本等人有直接的影响。(14)“民史”不注重战争和政治，而是关注法律、商业、艺术和工艺等领域的历史。 (二)风俗史(history of manners)。“风俗史”的开创者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1756年，他出版了《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 etl'esprit des nations，简称《风俗论》)，直接针对波叙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的《论世界史》(Discours surl'histoire universelle，1681)，后者仍然延续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世界史观。伏尔泰的世界史从有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所讲述的内容也不限于帝王将相，以及战争与政治，而涉及文明的诸多方面，是比较视野下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史。《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常把伏尔泰视为“整体史”(l'histoire totale，1681)或“新史学”的先驱。(15) (三)社会史(history of society)。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明确使用了“社会史”这个术语，他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的历史》的序言中首先阐述的是“从罗马帝国覆灭到16世纪初期欧洲社会进步(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的总体观念”。总之，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罗伯逊笔下的社会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式发展。 上述几种哲学式历史存在一些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性。首先，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或当时人所说的“精神”)，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其次，摆脱了神学笼罩下的人类发展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progress)，强调自由、理性和商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史学家皆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市民社会史》和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社会的“阶梯式演进”最清晰地表达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四个阶段：狩猎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的描述更多是凭借想象，由于这种描述缺少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当时的一位苏格兰哲学家杜加尔德·斯特沃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把这种历史观称为“理论史或猜想史”(theoretical or conjectural history)。(16)最后，在这种“人类社会进步观”的支配下，启蒙思想家强调欧洲社会对非欧洲社会的优越性。(17)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指出：“只有欧洲，人类的生活是真正历史的。中国、印度或美国的土著，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化，仅是一些静的无变化的变化，或是一连串的由旧生活方式到新生活方式的新陈代谢，里面没有规律的累积的发展，而规律的累积的发展，正是历史进化的特性。因此，欧洲是人类生活得天独厚的地区。”(18)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写道：“爱国者的职责是偏好并推动只关注他的祖国及其光辉(往事)：但是一个哲学家或许能被允许拓展他的视野，并把欧洲视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她的不同居民达到了几乎是相同水平的文雅与教养。力量的天平将继续浮动，我们自己的王国或相邻诸国的繁荣交替起伏，但是这些部分的事件在本质上不会伤害我们的幸福、艺术体系、法律和风俗的总体状态，正是这些东西把欧洲人与他们的殖民地区分开来，并高于人类的其他部分。”(19)同样地，罗伯逊在其《美洲史》里强调西班牙人处于高级的商业社会阶段，而美洲土著社会属于原始的游牧阶段，自然地，美洲土著社会比西班牙人的社会落后和低劣。尽管他批评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野蛮和残酷，也流露出对美洲土著居民的一些同情，但他认为，美洲土著社会的摧毁，无论多么悲壮，是美洲土著社会向更高级社会迈进的一个必要阶段。罗伯逊有关美洲史的这种论调与19世纪马克思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中英鸦片战争时的态度和口吻如出一辙，例如，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复兴的博学好古研究传统在17和18世纪仍然在延续，但这类史学被“哲学式历史学”的光环遮蔽了，后人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时，往往把博学好古研究置于次要的位置。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杰出的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等人的重新发掘，古物学传统在西方历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历史研究的贡献才得到充分的承认。(21)前面说过，17世纪曾被称为“博学的时代”。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依旧兴盛，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博学好古学者，在法国，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和卡吕斯(Comte de Caylus，1692-1765)都是马比永事业的继承人。蒙福孔著述甚多，他撰写的《希腊古文字学》(Greek Paleography，1709)是古文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蒙福孔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古物图解》(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ee en figures，1719)和《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Les monuments delamonarchie ，1729-1733)。《古物图解》配有超过3万幅插图，显然，他打算尽最大可能提供一个关于古代的完整图像记录。全书按照主题分类，涉及宗教、战争、运输、服饰等，总共10大册，该书在当时大获成功，蒙福孔又完成了5大册的续编，并推出了该书的第2版。《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是一部未竟之作，蒙福孔编写这部著作的宗旨是为了“理解法国的历史”，换言之，为那些阅读法国历史的读者提供一部参考工具书。(22) 卡吕斯的代表作是厚厚的七大册《古物集》(Recueil d'Aniiquites，1752-1767)。《古物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涉猎范围广，他细致研究了他本人及朋友们收藏的古埃及、埃特鲁斯坎、希腊、罗马和古代高卢的文物；其次，《古物集》配了数千幅珍贵的插图。卡吕斯在研究物品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释，其中他对艺术的见解就很精到，他认为艺术“呈现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画面；从它们当中至少可以推演一些有关历史、统治者的性格，以及政府体制演变的一些有根据的推测(若非事实性的证据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候这个民族的性格可以从艺术品的数量、品味或野蛮加以估量”(23)。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 意大利人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也是马比永的忠实追随者。他曾做过摩德纳的图书馆馆员和堂区神父。他编订了《意大利史料集成》(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1723-1738)，这是关于500—1500年间意大利历史的重要史料汇编，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后，穆拉托里又撰写了《中世纪意大利古物集》(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Milan，1738-1742)，这部著作分75个专题探讨了中世纪意大利历史的诸多方面，是18世纪古物学研究的杰作。另外，穆拉托里还编撰了《意大利编年史》(Annali d 'italia，1744)，这是500—1400年意大利历史的一个梗概。(24)从总体上看，穆拉托里的《意大利编年史》未能克服编年史形式内在的分散性，未能把材料整合为一个贯通的情节。(25)表面上看，穆拉托里关注的是与现实无涉的意大利中古史，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关怀，他希望对意大利历史的总体性研究来捍卫“意大利意识”(Italianità)。在其编订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的序言里，穆拉托里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我们只认识当意大利处于光辉和胜利时期的历史，而对意大利处于失败和外族统治的历史漠不关心，这是无知和蛮横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忘恩负义。不论意大利处于胜利或失败，意大利依旧是我们的母亲。承认他们对意大利(不论是在光辉或在灾难的岁月)的义务是意大利的后裔们不可推卸的责任。”(26) 稍晚时候，意大利艺术家和古物学家焦瓦尼·皮拉内西(Giovanni Piranesi，1720-1778)则细致地描绘罗马的古物，醉心于绘制并出版罗马建筑物的景观版画，这在当时欧洲的有教养的游客当中颇受欢迎。作为古物学家，他主要研究古罗马的建筑，并把他的研究心得融入他的《罗马的古代》(Antichità Romane，1756)之中。(27)作为古物学家，皮拉内西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捍卫古罗马人在建筑领域的成就。1758年，法国学者于连-大卫·勒胡瓦(Julien-David LeRoy，1728-1803)出版了《希腊最美丽建筑的废墟》(Les plus beaux monuments delaGrece，1758)，该书宣扬希腊建筑优于罗马建筑。皮拉内西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出版了《论罗马建筑的壮丽》(Della Magnificenza ed architettura de’Romani，1761)与勒胡瓦展开笔战，驳斥其论断。显然，皮拉内西的学术研究中蕴含了浓烈的民族情感，在这一点上，他和穆拉托里是一致的。皮拉内西积极地研究古罗马的建筑遗存，旨在让人们形成“美好的品味”(buon gusto)，即古典审美品味，并产生“新的古代建筑”。不过，他并不赞成食古不化，而是主张把古典的审美品味与个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一个希望赢得荣誉和名望的艺术家，不应当满足于忠实地抄袭古人，而是应当通过研习他们的作品，让自己表现为一个善于发明和创造的天才。通过审慎地把希腊的、托斯卡纳的和埃及的(元素)结合起来，他应当为自己找寻新的装饰和新的方式开辟一条道路。”(28) 从总体上看，17和18世纪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首先，博学好古家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他们整理编纂的大型史料丛书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次，博学好古学家发展和完善了历史研究的一些“辅助学科”(ancillary sciences)，如古文书学、古文字学、纹章学(Heraldry)、碑刻学、钱币学、统计学等。这使得历史研究在技术层面取得长足进步，更加专业化。最后，除重视文字证据之外，还注重非文字的实物证据(non literary evidence)(29)，并尝试把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30) 哲人史学家和博学好古家在秉性和气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语言来说，哲人史学家偏重“议论”，而博学好古家偏重“朴实”。(31)哲人史学家，往往鄙视博学好古家的历史研究，轻蔑地把他们称为“学究”(erudits)，认为他们沉迷于历史的细节而不能自拔，正是这一点让伟大的著作受损(“Malheux aux details,c'est une vermine qui tue les grands ouvrages”(32))。伏尔泰在为其《风俗论》辩护时，提出了他的史学理想：“我的目的不在于积累大量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筛选最重要和文献记录翔实的事实，以便指引读者，使他们自己评判关于人类精神的灭绝、复兴和进步，并使他们能够通过各自的风俗辨识不同的民族。”(33)显然，在伏尔泰看来，史学应该是优雅叙事和“哲学精神”的结合，所谓的“哲学精神”亦即批评的精神。但苏格兰的史学家罗伯逊认为，伏尔泰在确定历史材料和史实方面显得不严谨，不符合当时的史学标准： 在我的所有探索和研究中……我不止一次提及伏尔泰先生，他在其《风俗论通史》(Essai sur l'historie générale)中，考察了同一个时期，讨论了所有的这些主题。这并未忽视那些非杰出人士的著作，他的才华不但出众而且全面，尝试了文字写作的每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他很少仿效现代史学家的榜样，在引用它们的信息来源时，我在确证任何可疑或不为人知的事实时，无法诉诸他的权威。(34) 的确，18世纪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式历史学家的一个严重缺陷：他们常常“根据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选取他们认为是最相关的事实”(35)。启蒙时期的一些史学家则努力把哲学式的历史解释和博学好古家的细致研究结合起来，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是这种结合的典范。(36) 从文化地理上说，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中心分别是巴黎和爱丁堡；在德语世界，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中心是哥廷根，就史学声望而言，哥廷根显然不及巴黎和爱丁堡。哥廷根史学家群体深受法国启蒙史学家和苏格兰启蒙史学家的影响，撰写社会和文化视野下的“市民史”(bürgerliche Geschichte)和“文化史”(Kuturgeschichte)。(37)正如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施罗泽(August Ludwig von  ，1735-1809)所说：“历史学不再是国王们的传记，按照年代顺序罗列王位的更替、战争和战役。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德国人仍然用这种低劣的品味撰写历史，直到不列颠人和法国人用更好的榜样唤醒了我们。”(38)哥廷根历史学派的学者也试图从宏观的视野看人类社会的演进，并努力阐明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各个阶段，(39)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当中终究未能产生能与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等人著作媲美的历史著作。不过，哥廷根学派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史学家埃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1753-1827)尤其注重文化史和“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他认为文化史和文学史是孪生姐妹，对此，他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艺术和各门科学的历史，及其起源、进步和各种转变不能与社会条件的历史分割开来，因为文化和文学是孪生姐妹，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她们持续为彼此提供支持。先出生的文化为妹妹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因此她们生活在一起，共同携手努力，不能分割与分离，也一起消亡。没有其中一个的历史，另一个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和无法理解的。”(40)此外，莫泽尔(Justus  ，1720-1794)撰写了一部优秀的社会史著作《奥斯纳布鲁克史》(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这实际上是一部城市史著作，它特别注重描绘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面相与特征。另一方面，德国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强调原始资料。在这方面，德国史学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博学好古研究”和古典语文学的成果。(41)德国的博学好古研究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孔拉德·凯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464)撰写的《日耳曼解说》(Germania illustrata)，此书以比昂多的《意大利解说》为榜样，凯尔蒂斯撰写此书的动因是为了驳斥意大利人视德国人为“野蛮人”的文化偏见。(42)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吸收了法国和意大利式的博学研究，并运用至历史研究。(43)博学好古研究往往与古代历史研究密不可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堪称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典范。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受到了“文学史”的影响，同时，他吸收了博学好古派把文本和实物进行对照研究的传统，把博学好古传统的考证功夫和清晰的叙事史结合起来。(44)温克尔曼的古史研究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他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之父，也是德国以推崇古希腊文化为主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创者。(45)启蒙运动时期，哥廷根大学的史学家加特雷尔(Johann C.Gatterer，1727-1799)在族谱学和纹章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6)在19世纪早期，德语世界的古典学者把博学好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沃尔夫(Friedrich Wolf,1759-1824)、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和奥古斯特·波埃克(August  ，1785-1867)是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47)波埃克创造了一个新词——“器物的训诂学”(philology of things)，用来表示古物研究，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训诂学(philology of words)。(48)他们大大拓展了古典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古代的语言和文学，而是涵盖了古代世界的方方面面。(49)从总体上看，18世纪德国史学的发展仍然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文学式的叙事史和博学好古研究。只有当这二者之间的鸿沟被填平时，现代史学诞生才成为可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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