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之洞与张佩纶自光绪初年订交，在京时过从甚密，这从二张之间来往的书信以及张佩纶光绪初年的日记便可一目了然。而就两人来往书信的数量来看，现存张之洞所作的信札明显多于张佩纶的。 2月17日《文汇学人》刊载姜鸣先生系列文章，讲述张佩纶家藏信札的基本情况及其牵涉的晚清重要政事和人物，内容珍贵翔实，一时传播甚广。笔者拜读之余，对《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一节最感兴趣，并试图就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的流传提供一些线索，以补证其说。 姜氏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披露了张佩纶于1900年前后与张之洞绝交的一封书札，据称也是张氏家藏现今唯一一封二人之间的信札原件。在文中，姜氏提到张佩纶家藏信札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便是信札中独独少见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书信。而姜氏援引张佩纶哲嗣张志潜编辑乃父《涧于集·书牍》后所作跋语云：“与张文襄丈书所存甚少，当壬午、癸未（1882、1883）先公在朝时，书札几无虚日。然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此集间有一二，犹系展转得自他处者。”这是张志潜对张佩纶致张之洞信札存世甚少给出的理由，此跋作于壬戌（1922）年，附于《涧于集》末尾。张佩纶家中保存如此多与友朋往来函札，对比之下，所有藏札中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书信一封也没有，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加上二张（张之洞、张佩纶）自光绪初年以后密切的关系，这一情况显得尤为突兀。 因此在张佩纶藏札之外，姜氏也注意到王贵忱收藏并影印出版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就笔迹和标识而言，均为张佩纶旧藏张之洞来信原件。姜氏的转介过程中，有两处笔误，即该集中共有信札62通、诗札2通，而非68件。且姜氏标注的时间误为“光绪四年到五年”，察看《未刊书札》可知，张佩纶在这批信札的题识中曾自记为：“广雅都门辰、巳年来简，己卯年亦附诗二首在内。”“广雅”便是张之洞，从此题识可知均为在都门时张之洞所作（光绪七年十二月即1882年初，张氏离京到山西就任巡抚之前），且最后二首诗札为己卯——光绪五年（1879），而其余均为庚辰、辛巳——光绪六年、光绪七年（1880、1881）写给张佩纶的。而笺注者林锐也在前言中详加考证，指出这批书信除了张佩纶所言光绪六年、光绪七年之外，尚有光绪五年下半年的信札，且现存信札次序并非按时间排列。至于这批张之洞写给张佩纶信札的流传情况，从收藏印章题记可知，信札除了张佩纶本人题记外，其余收藏标记有“王贵忱印”、“王大文”、“可园室印”、“可园长物”等，均为王贵忱、王大文父子的印章。只有一枚“莫小菱”的印章，尚未能考证是何人。因此可知这批书信从张佩纶家散出，最后由王贵忱收藏，中间流传的线索暂时不得而知。 至于王氏所藏60余封信札所提供的内容，姜氏注意到了二张早年担任清贫京官时同甘共苦的一面。而据这批信札的整理笺注者所提示，就二张交谊的事情而言，还有比“素馅馒头”所反映的清贫窘迫的京官生涯更具价值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畿辅先哲祠的倡建和《畿辅先哲录》的编纂。据民国时由陈宝琛、赵凤昌等人审定，许同莘编撰的《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祠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无碑记。陈师傅（陈宝琛）云：光绪五年（1879），直隶告灾，李文正（李鸿藻）倡议募振款于京内外，既竣事，商之沈文定（沈桂芬），以余款建畿辅先哲祠，文定虽南人而籍隶顺天，乐观厥成。其规画一切，则公（张之洞）主之。按祠屋为刘副宪有铭故宅，稍加葺治。张瓞民（张 祖继）为公五十寿诗，记是年事有‘去年捐振治流亡，今年建祠祀贤良’之句，瓞民诗注：乡祠有如意斋、北学堂、君子馆、绿胜盦诸胜，则建祠后所名也。如意斋藏赵忠毅铁如意拓本，公集田琬德政碑字为《铁如意颂》。君子馆藏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故名。”可见此事是由隶籍畿辅的清流大佬定议，张之洞主持负责。这在张佩纶光绪五年八月十六日（1879年10月1日）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其云：“在都时，与李兰荪师、张孝达前辈方营畿辅先贤祠，当作书告之，务慎选司馆之人。”而据许氏所言，他见过张之洞与张佩纶的书信，其中谈得很多的便是购买乡贤书画一事，以备先哲祠收藏展览之用。在王氏所藏信札中，便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第6札提到赵南星“铁如意”的拓本（即《年谱》所提“如意斋藏赵忠毅铁如意拓本”），第12札中的杨继盛书信，此札及第24札同邀赴先哲祠，第29札孙承忠等三位畿辅人物的文献，第30札石珤、石玠兄弟和赵南星的手迹，第43札李化龙的手札（张之洞信中称之为“明万历年间畿辅上等人物”）等，正如张之洞本人在《抱冰堂弟子记》自道“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祀历朝乡贤，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另外如第5札张之洞邀张佩纶到宅中同纂《畿辅先贤录》，第60札催张佩纶提交乡祠纪念文章等。由上述可知，二张在光绪五年下半年就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贤文献收集的书信讨论往来频密。 不过二张关于畿辅先哲祠一事的往还书信，在已知之外，还有其他信札存世。如在许氏《年谱》中，就录有同时期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另一封短札：“由龙树院诣先哲祠，日晡必到，望即过绿胜盦共话，且看补种竹树已活否也。”绿胜盦便是前揭先哲祠中的景胜，这封短札的文字并未见于《张之洞全集》和王贵忱所藏书札，但其原件今已下落不明。而就笔者目力所及，发现尚有一封信札原件存世，而讨论的内容是关于畿辅先哲祠极为重要的文献。在2012年湖南省博物馆影印出版的馆藏名人手札中，收有多封张之洞手札，其中有一封编者标为“张之洞致仁兄”的书信，而细看便知这位仁兄正是张佩纶。故将原札释读如下： 昨晚困惫慢客，罪甚！（祠联竟忘谈及，荒率昏聩甚矣。）睡至寅初即觉，只可起坐，幸头痛已解，无苦矣。存注感感，今日月朔，必无客来，如惠临，可鬯谈也。祠名主字须面罄，袁处钱物事，幸为留意，至祷。曾、李有回报否？敬复幼樵仁兄左右。期之洞顿首。 鄙意谓祠名“先哲”，中龛“圣贤”最妥。若“贤哲”之称，指摘太多，人将谓我护前，可以不必，且与“圣”连文，则“贤”字较尊（专指从祀为义），于旁龛无碍。“贤哲”之“贤”较宽，似旁龛皆不得为贤矣。此前数日，友人所说，似亦有见，“圣贤”两字，既较自然，且名目宏大，吾乡既有乡圣，即不甘以乡贤小之耳，请裁酌为幸。 因此可知此札与王贵忱所藏畿辅先哲祠一事诸札同时，而据《未刊书札》笺注者林锐考证，可确定同时期张之洞信札末署“期”字者，因当时其继氏王夫人去世，所作时间区间定为光绪五年九月二十八至十一月十五日。此札张之洞自言是月朔日所作，因此可推断是十月初一或十一月初一日（1879年11月14日或12月13日）。接续前引许同莘《年谱》所记：“称先哲祠者，仿杭州先觉堂例。中龛祀圣贤，圣谓伯夷叔齐也。时有议称贤哲祠者，公谓贤哲之贤，其义较宽，若中龛称贤哲，则旁龛皆不得为贤矣。说详公致张侍讲书。”故从前后内容比对可知，《年谱》提及的“致张侍讲书”正是这封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信札，二人讨论的是先哲祠和祭祀各龛的名称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前引诸札中出现二张将先哲、先贤等词混用的情况，可知此信作于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定议之前，可惜的是这封信札的流传线索也不能明晰。 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是围绕在李鸿藻周围清流北派所倡的雅事，可看作是塑造清流北派共同体的一种行为。有学者的研究中，也曾将此事看作是光绪年间南北清流地域学术分疏的标识。关于清流南北分派的史料和研究甚多，而袭其常说，则在光绪初年当翁同龢为帝师后，二张奔走于李鸿藻门下，攻击沈桂芬和王文韶颇力之时。王文韶是沈桂芬的学生，均为南人，故也互相援引。此所谓清流南北之争，也被视作甲申政潮的源头。但从畿辅先哲祠一事来看，其实当时所谓清流南派首领沈桂芬也参与其中，因沈氏“虽南人而籍隶顺天”，所以有关畿辅地方的祀奉先哲一事也与其相关，且照陈宝琛的说法，沈氏是乐观其成的。此事看似虽小，但可注意的是清流南北派系之分的界限可能未必那么清晰，分派也未必如此板结。 在前述信札之外，据笔者所见，尚有其他多封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流传的线索。1936年，黄濬在《中央时事周报》连载《花随人圣庵摭忆》，其中就记录曾见过诸多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的抄件，均是许同莘为编张之洞年谱从丰润张家抄出。这批张之洞的来信，与王贵忱所藏60余通时间相近而略晚，且更具史料价值，也更可为二张在光绪初年的交往详情作注脚。 《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流传版本甚多，在后来合订出版的几种本子里，有一条笔记被名为“南皮集外书札”（也作“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其中共提及20通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信札，抄录了其中19通的文字。查《花随人圣庵摭忆》该则笔记最早刊布于期刊的版本可知，该文1936年3月14日刊于《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9期。这19通信札后被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收录，故广为学界所知，但对其流传情况却所知甚少。 据黄濬自道，此则笔记的缘起是：“比承许君溯伊以南皮集外书札见示数通，中盖有极关史料者，度是广雅后人供编谱之资。”许君溯伊就是许同莘，他本人是张之洞幕府的后起之秀，在张氏去世之后，以整理编纂张之洞的遗稿和年谱为职责。另外，在1936年第1期《中央时事周报》的连载笔记中，黄氏就说过已看到李宣龚送来许同莘所编的《张文襄公年谱》初稿，不久后又看到了许氏转抄的张之洞集外书札，所以推测是许氏编谱之用。根据黄濬笔记所提供的线索，笔者在查找许同莘的著作时发现，《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这则笔记，其中关于张之洞信札部分几乎全盘收录了许 氏在1936年初发表于《河北月刊》第4卷第1期的“旧馆缀遗”续篇的相关内容（许氏当时供职于河北省政府秘书处，对政治极为淡泊，时向河北月刊社投稿），只是局部稍微改动了一些文字而已。从黄濬的叙述可知，他对于许同莘有关张之洞及其文献的整理成果是极为关注的。而从两文发表时间来看，黄氏也很及时地看到了许氏的文字，因此转抄的事实是可以确定的。史料笔记转录以保存史料，在当时极为常见，而随着《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广为流传，许氏辑录编纂的文献也得以广播于世。 至于这批许同莘所辑信札的来源，则比对许、黄二人的记载便能有所发现。许氏在《旧馆缀遗》中记云：“（张之洞）与张阁学（张佩纶）书，论时政者，本集所载缺漏犹多，近见丰润张氏所藏手札装为巨帙，节录其尤要者于此。”黄濬则两处提到信件是从丰润张家辑出，一是开首云：“今所录者，盖从丰润家转辑出者较多。”另一处在文中云：“至南皮与篑斋论时政者，本集所载缺漏殊甚，溯伊从丰润家藏手札巨帙中节出甚多，其尤要者如下。”可见二者的意思基本是相同的，而其中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就是这批信札是许同莘从张佩纶家藏书札中辑录。因此可以断定，在1936年前后，张之洞的来信还保存在丰润张家，这些信件应是后来失散的，只是迄今未能查到原件下落。另外，许氏所言“本集所载缺漏犹多”指的应该就是《张文襄公全集》，据查集中所收20通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信札中，并没有许氏所辑的这批信件，且集中全是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之后（即光绪七年十一月）的信，因此《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抄录的有文字的19封信在2008年被收入最新版的《张之洞全集》中了。只是黄濬在笔记中也照录“本集”二字，则明显是转抄许文时，因疏忽而未曾修改的痕迹。 黄濬整部笔记中，对于张之洞的事迹极为关注，故当其看到许同莘的文章时，应是极为看重的。而在转抄的同时，于文章的首尾两处，黄氏也加入了自己的考证和评论。首先就这批张之洞写给张佩纶信札的内容而言，黄氏认为其中文字“高谈经世者，固足觇学识所极；而随意短笺，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尤可见一时士风政态之真”，因此史料价值极高。在许文（即《花随人圣庵摭忆》该条笔记）中，这批录有文字的信札是分作两个部分加以介绍的。第一部分是前3封信札（系作于光绪六年冬），另一部分就是后16封（作于光绪七年至十年），在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中按时间先后录于一处。而考察原文需注意到的是，在前三札之前还有一札，虽文字未能见全豹，但许氏概括其中内容也是讨论建畿辅先哲祠，以及松筠庵公祭一事。因畿辅先哲祠是光绪六年建成，故许氏断定前面三封书信的所作时间大约为光绪六年冬。 第一部分的3封信札，主要是讨论经世之学，当时张佩纶曾想约张之洞和陈宝琛分别考证史事切于实用者编为一书，而张之洞则索性提出编《经世文续编》的想法。据许氏云：“文襄（张之洞）自督蜀学回京，世变日亟，不复措意于金石考据，惟与张幼樵阁学、陈弢庵太傅讲经世之术。尝欲约张、陈两公分考史事切于实用者为一书，文襄则拟为《经世文续编》。”因此可以看出，这是自同治中兴大难初平后，京城中兴起的金石考订风气将欲丕变的征兆。现存张之洞的集中就有其早年为潘祖荫考释藏器的文字，但他历经数次考差，尤其是在四川学政任满之后，阅历世事渐深，已隐约感到时势将变，故转而倡导经世之学，这已是光绪五年的事情了。不过有关《经世文续编》的倡议，至少在后人如许同莘看来则多半是一时兴起的想法，并没有看到张之洞有着手于此的记录。当然经世之学的致用一面，则从光绪初年言路发舒，清流慷慨的奏章中显而易见。尤其是与这部分书信几乎同时，在光绪五年、六年间发生的同俄国就西北谈判的外交大案、吴可读尸谏引发的穆宗立嗣案等等，都成为清流健将笔下极好的题目。 第二部分的16封信，许同莘明确指出是张之洞与张佩纶议论时政之事。信中所谈内容，涉及李鸿章海防论、阎敬铭任户部尚书前后的政治与人事动向、鸦片税与厘金、彗星凶兆、中越战事以及山西洋务等等。黄濬在抄录后也约略概括其事，这批张之洞离京就任山西巡抚之后的书信，其中个别隐语甚多，也难以索解。幸好的是，许同莘将这16封信札一一加以系年，故颇具研究的实用价值。只是笔者在撰写此文，核对许同莘这篇文字与《花随人圣庵摭忆》该则笔记的各个版本以及《张之洞全集》书札卷所收版本时发现，许氏所辑信札的系年在近年流传的版本中存在着一个以讹传讹的现象。 这16封信札，许文中将前4封系于光绪七年（1881），第5—10封系于光绪八年，第11—14封系于光绪九年，最后2封系于光绪十年。这些在1936年《中央时事周报》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3年版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均照录无误。但在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和之后中华书局李吉奎整理的版本中，第14封信后的“以上光绪九年”六字被遗漏了，导致第11—16封信均被系于光绪十年。而2008年版的《张之洞全集》书札卷中，其合并19封信札为一体，该集整理者称是录自1983年版《花随人圣庵摭忆》，但在转录时将其中第14封也就是许文中的第11封由原来的光绪九年误系于光绪八年。以上种种，须提醒使用这批信札的学者注意。 综上所言，张之洞与张佩纶自光绪初年订交，在京时过从甚密，这从二张之间来往的书信以及张佩纶光绪初年的日记便可一目了然。而就两人来往书信的数量来看，的确现存张之洞所作的信札明显多于张佩纶的，这应该就是张志潜所说的“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的缘故所致。而着眼于张之洞所作的信札，则通过此文可知，即使在最新版《张之洞全集》以及王贵忱所藏未刊书札之外，仍有原件或者信件文字存世，只是其间的流传线索断断续续，不能掌握其全部始末。因为从张志潜的跋语中，并不能推断1922年时丰润张家已散失张之洞的来信。许同莘辑录的信札恰可说明，在1930年代，许氏所录张之洞致张佩纶的至少20余封信札仍收藏于丰润张家，只是此后原件下落何处已无从探知，未免令人遗憾。 另就张佩纶的藏札而言，张志潜的跋语中也讲到有部分手札原藏于张佩纶与李鞠耦在南京共筑的“鸥园”，然“辛亥之乱，未及取出，遂毁于兵”。跋中并未提及内有张之洞的来信，只是少了一部分张氏昆仲展转搜得的张佩纶其他信札。后来王揖唐在《今传是楼诗话》中也感叹张佩纶的“鸥园藏书被劫，稿毁于兵，现只存《涧于集》四卷印行”。当然王氏所叹的，只是张氏那“诗学大苏，闳壮忠恻，奄有众长”的作品仅存四卷之数而已。不过幸好张佩纶家藏书札全帙出版在即，公诸学林，正可翘首以盼之。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