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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帝”死去，皇太后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从此直至其于太和十四年去世，十四五年间，冯氏牢牢地控制着朝政，改革时代终于来临。 冯氏更喜欢中原文化，对鲜卑武人粗鄙无文不存好感，她“粗学书计”，并非天生的改革者，但她长期以“女主”执政，北魏政治格局因而发生巨大变化，使改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北魏此前数代鲜卑族皇帝，喜好马背上的生活，不断率领军队四处征讨，劫掠财物、牲畜与人口，赏赐、笼络随驾征讨的军士与臣僚，若非特殊原因，每年都要率领军队“巡幸阴山”，实际上是到草原上劫掠、射猎一番。即使是重视中原、颇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也以弯弧发矢、射高及远而闻名，群臣树碑称颂其神勇，残碑至今犹存。鲜卑武人及附属拓跋鲜卑的部落酋长，是统治阶层的核心，对中原的管理，主要依靠武力威慑。 冯氏执政，任用汉族文士的同时，信任身边的宦官及一批被称为“恩倖”的私宠。宦官、恩倖得封王、侯，充任朝廷各部门主官，担任地方大员。当然，冯氏对这些人也能严加管束，他们也能忠实地执行冯氏的政策法令。冯氏的一些私宠，甚至是孝文朝改革的中流砥柱，如孝文朝改革所依仗的重臣李冲。这打破了鲜卑贵族独享政权的局面，为冯氏推行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 作为汉族女性，冯氏以宫廷作为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太和五年(481)春，冯氏携孝文帝巡视河北，这是她唯一一次远离京城。行进途中，僧人法秀在京城谋反，不少官员牵涉其中，结果巡视活动匆匆结束。冯氏执政后，皇帝率众劫掠、赏赐这种草原首领维系部众效忠的统治方式，难以继续维持。仿照秦汉以来中原政权的传统作法，按时、定额给官员发放俸禄，势在必然。 俸禄从来都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各政权最为主要的财政开支，要推行俸禄制度，就必须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冯氏当政时，北魏的地方管理体制虽不断成熟，但仍存在很大的问题。不少地方只能通过镇、戍，维持军事性控制，即便设置州、郡、县的地区，基层行政组织阙如，不少民户依附于豪强大族，官府允许豪强管理受其庇护的百姓，代收代缴租税，实质上是北魏统治者所熟悉的草原部落统辖方式在中原地区翻版。在冯氏执政后的新的政治形势下，全面实行州、郡、县行政，健全基层行政组织，实现官府对民户的掌控，保证稳定的赋税收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冯氏发起的改革活动，与其说是北魏前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冯氏执政后北魏政治形势变化使然。 冯氏第二次执政不久，便开始营造改革的气氛。“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劝戒歌》《皇诰》，是冯氏代孝文帝行使皇帝权力所颁布的文告，并非全是冯氏亲自撰写。这两个文件，因文字较多，《魏书》未加采录，今已不存，但通过《魏书》中相关记载的综合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劝戒歌》是以浅显易懂的诗歌形式，主要向鲜卑族官员灌输中原文化精神，并被谱成曲调演唱，在太和五年即已颁布给群臣；《皇诰》则是以更典雅的文体，阐述变革制度的主张，早在太和二年就基本成形。汉族官员高允、高闾、李冲等人都曾参与《皇诰》的制订，原本叫“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太和九年(485)正月，以孝文帝的名义在朝堂之上郑重地颁发给群臣，于是称作《皇诰》。《皇诰》正式颁布前后，各项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推出。 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官员按季领取任职报酬；次年，颁布均田法令，确认耕地的所有权，限制私有耕地的买卖，规范空荒土地的使用与占有；太和十年二月，开始在各地设党、里、邻三长，民户五户置一邻长，五邻置一里长，五里置一党长，建立地方基层组职。在三长制、均田制推行的同时，普遍将各地武力威慑的镇、戍，改为州、郡行政。均田制、三长制等，经过调整，一直到唐代中期，都是隋唐统一时期的基本制度。 仿照中原传统政权而进行的礼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行。《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八月，“给尚书五等品爵以上朱衣、玉珮、大小组绶”；九月，“诏起明堂、辟雍”；十一年正月，“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十二年闰九月，“帝观筑圆丘于南郊”；次年正月，“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五月，“车驾有事于方泽”。圆丘祭天、方泽祭地、明堂承上天赋政于万民、辟雍兴行教化，均是儒家倡导的礼仪建筑；按礼仪制定五品以上官员朝服，这在北魏历史上也是首次。 太和十四年(490)冯氏去世，人亡而政不息。 孝文帝正式成为改革的主导者，时年23岁。 孝文帝是冯氏改革的参与者与推进者，也是冯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冯氏下令在太学系统之外，兴办皇宗学，主要教育皇室子弟。孝文帝及其改革所倚重的任城王元澄，都曾在其中学习。据元澄所说，孝文帝在学校中，成天捧着经典，对儒家礼仪尤为热心。《高祖纪下》说，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迁都洛阳后，他喜欢招聚群臣，赋诗作颂，并曾以自己《文集》赠予臣下，可知这一段描述并非颂圣之词。孝文帝成为中原文明的热情的追随者，对从南朝逃亡而来的文化人颇为重视，对于平城弥漫的草原文化深为鄙夷。 冯太后的丧礼，成为孝文帝表达改革决心的重要手段。他追谥冯氏为“文明太皇太后”，表示自己要为冯氏守孝三年，为此与鲜卑贵族、朝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然，孝文帝并没有真的放弃政事，而是通过冯氏丧制之争，宣传了儒家孝道，明确告诉群臣：冯太后促成了国家走向文明的道路，自己将遵循她开创的政治轨辙，继续推进改革。其后两三年中，孝文帝时常到冯氏陵墓前祭拜追思，还下令在冯氏陵墓旁边，为自己建造一座规模较小的陵墓，“有终焉瞻望之志”，表明了追随冯氏的心迹。 北魏这一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华夏历史占有何种地位，是孝文帝特别关心的问题。太和十四年八月，孝文帝发起关于北魏五德行次的讨论。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决定万事万物的运行，在政权传承上则表现为“五德终始”，每一个合法政权都有相应的一个“德”。经过争论，次年达成共识：北魏以黄帝为远祖，直接承继西晋金德，金生水，北魏为水德，承西晋而为华夏正统政权，十六国时期各族政权，以及江南的东晋、宋、齐政权被认定为僭伪。使北魏真正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成为其后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方向。 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令对平城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改造。新的建设仿照汉晋洛阳规模与形制，而且派精通建筑的人员前往建康，暗中观摩南朝都城样式，目的是要将平城建设成一个“万国俱瞻”的华夏文化中心。冯氏在世时即已规划的明堂，终于开工建成，太庙这一重要礼仪建筑，也重新修造。 太和十五年四月，在改建太庙的同时，孝文帝下令重新确定祖宗庙号，由此将改革全面推向政治层面。 当时北魏太庙中供奉的始祖，是拓跋部落联盟创立者力微，太祖则是草原时代的首领拓跋郁律。北魏前期，皇帝仍被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新皇帝继位，都要按部落时代传统，用黑毡蒙盖七人，代表七个初始联盟的部落，皇帝在黑毡上向西祭拜天神，才算正式拥有权力。道武帝拓跋珪曾明令将国号改为“魏”，但鲜卑族统治者更喜欢使用草原时期就开始使用的名号，称北魏为“大代”。在他们的认识中，部落联盟时代是北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他们在北魏享有排他性政治权力的原因。 孝文帝认为，率领拓跋鲜卑走进中原的道武帝拓跋珪才是北魏政权真正的创立者，功业远远高于远祖拓跋郁律，不应只是可能因世代推移而请出太庙的“烈祖”，因而下令将拓跋珪的庙号改为太祖，太庙中只设拓跋珪以来皇帝的灵位。按汉晋礼制，太庙中应当尊谥七位祖宗，但从拓跋珪到孝文帝时，加上死时只是皇太子、后来被尊为第四代皇帝的拓跋晃，已成神灵的皇帝满打满算也只有六位。于是一些鲜卑贵族建议，新建的太庙中暂时仍按先前的庙号祭祀。为了使庙号改革不打折扣，孝文帝表示可以在太庙中预先为自己设立一个位置，凑足“天子七庙”之数，这种做法不合礼制，却显示了孝文帝与草原传统割裂的决心。 改革庙号后，孝文帝下令：只有太祖拓跋珪以下的皇室子弟，才能封王，非皇室子弟而拥有王、公、侯爵者，各降一等封授。王公们世袭拥有的将军号也被剥夺，一大批鲜卑贵族因此丧失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