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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七(493)年六月，孝文帝下诏颁布《职员令》二十一卷，其梗概记录在《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大体来说，《职员令》采用汉晋制度，中央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运作核心，地方采取州、郡、县三级行政；官分九品，但各品又分正、从，正、从各品又各分为上、中、下三阶，共九品54阶；所有官员进阶升品，须经严格的政绩考核，年度考核及任职考核优秀者越阶进品，考核结果为中等者不得提升，考核在下等者则贬官受罚。孝文帝后来又对《职员令》加以调整，太和二十三年去世前完成。《职员令》的颁布，是孝文帝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贯彻了孝文帝重文轻武以及“职司从事”的设官原则，北魏此前“胡汉杂糅”的官名与机构，被全面清理，鲜卑贵族不能再凭借特权占据政治要津，干预朝政。品阶制度与考核制度相结合，前所未有，是隋唐时期相关制度的渊源。 改庙号、定行次、改官制，这些改革强烈地改变了北魏政权的面貌，近乎革命，与冯太后时期的改革相比，极大地伤害了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与抵制。孝文帝认识到平城偏处一方，鲜卑武人群聚，“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卷19中《任城王元澄传》)，因此秘密筹划迁都于“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在孝文帝看来，洛阳为汉晋旧都，周公创始，在其遗址上创立新都，将会使北魏真正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 迁都的准备是在“南伐”的旗号下进行的。政治改革陷入危机，对南方南齐政权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行动，无疑会使尚武的鲜卑人欢欣鼓舞。孝文帝调集了三十万军队，号称百万，太和十七年八月，再一次祭拜冯太后陵墓后，兵分两路南进。史实表明，经过特意安排，各支部队的指挥权切实掌握在孝文帝信任的、支持改革的人手中。大军按计划汇聚于洛阳，兵威之下，鲜卑贵族不得不接受迁都的事实，也使后来一些鲜卑贵族暗中进行的叛乱活动未能翻起大浪。 西晋乱亡之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遗弃，汉晋旧都洛阳已是一片荒丘野草，从决定迁都到孝文帝去世的六年间，新都一直处于建设之中，孝文帝去世后才建成并启用。这六年间，孝文帝经常亲自率军“南伐”至汉水、淮河流域，将北魏疆域进一步向南推进，以确保洛阳的安全，最后病死于行军途中。同时，针对鲜卑等民族的一系列汉化改革法令相继颁布：南迁者一律将籍贯改成河南郡洛阳县人，学说洛阳话，穿用中原汉人的服饰，他们用以标识身份的部落名号，或取音、或取意，按汉族主流习惯改成单字姓氏。 通过孝文帝一朝的改革，北魏政权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彻底转化为传统的中原政权，十六国以来的民族交融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政治文化转型及迁都洛阳，北魏政权获得北方士人心理上的认同，南方政权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逐渐消失，南北政权之间在文化上互争雄长成为常态，南北统一的趋势逐步显现。孝文帝在历史上、在今天都一直在历史记忆中占据重要地位，即因于此。 当然，一些改革也存在问题。迁都洛阳的同一年，出身南方第一高门琅邪王氏的王肃，投奔北魏，孝文帝对他极为欣赏，与其深谈，“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魏书》卷63《王肃传》)，并让自己寡居的妹妹陈留公主嫁给王肃。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特别强调王肃北奔对孝文帝采用南朝礼仪制度的影响。王肃主要的影响，其实很可能是促成孝文帝采用南方盛行的门阀制度。孝文帝下令鲜卑等草原人后裔，其家族按部落时代的地位，及其祖先在北魏时的功绩官爵情况，分成甲、乙、丙、丁四姓，中原士人则依据其家族的历史声望及对北魏的贡献，大体分为全国大姓及州大姓、郡大姓、县大姓几个等级，鼓励二者相互间按等级通婚，选官时首先考虑其家族门第高低及通婚家族是否相类，明确规定一些官职为“清”官，只能由高门大族子弟担任。门阀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交融，但培育了一批新的特权阶层，阻止了社会流动，引起鲜卑族下层武人的严重不满，成为北魏迅速乱亡的一个原因。孝文帝搞的这套门阀制度，在西魏时便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明令废除。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