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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建主世界与极点化空间 中世纪史专家曾长期对封建边界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这些边界变动性很强，犬牙交错，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领主和农民似乎生活在一个缺乏空间感的世界中。但半个世纪以来，这种传统看法慢慢被修正。加洛林国家曾按民事原则划分pagi，即伯爵管区。有时这种区划和边界可维持好几个世纪。但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该地区应有足够多的居民，以使边界成为必须并传承边界记忆，其二，需要有一个强大到足以维持这种边界的权威。(37)但从10世纪末到12世纪，从国王到伯爵的高级权威不断碎化，这一时期只有诺曼底和佛兰德尔两地仍能保持较为集中的诸侯权力，较为清晰的边界也只能出现在这里；其他地区的边界和空间要混乱得多，(38)下文的阐述主要针对这些地区。 传统上说，中世纪史研究者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一种观点强调地域观念的薄弱，因为这个社会本质上是围绕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另一观点认为，中世纪社会和权力机构存在一个框架化(encellulement)进程，这一进程开始于有边界的村庄，随后是堡主领地(chatellenie)和司法区(baillage)。这两种分析实际上是互补的：既有强有力的极点，但又缺乏真正的地域组织以塑造连续性的空间感知。关于中世纪的空间感知，当前的主导观念是盖罗提出的极点化空间(d'espace polarisé)一说。他认为，中世纪不存在界线明确的地域整体，毋宁是一大堆碎化的权益(基于个人或土地)的聚合，其轴心是具有辐射力的极点，如城堡和教堂。这种概念对封建时代(11-13世纪)尤其适用。(39) 杜比在关于马孔的研究中论证说，(40)在11世纪，堡主成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他们并无诸侯与国王的实际约束，堡主领地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空间单位，此后法国出现的行政、司法和财政区划，多以堡主领地为基础发展而来。(41)这是继教区之后另一个长期存在的空间元素。它的产生也是一个极点化的过程，跟公元千年左右开始的封建变革同步。在中世纪空间历史中，11世纪前半期是个重要的转折期，当时法国和西欧开始出现一个稠密的地方极点网络，或是因为构筑堡垒，或是因为乡村隐修会的激增。这些极点努力通过外形凸显其存在，如建有塔楼的城堡和配备钟楼的教堂。 城堡是贵族政治权威的象征，也是构建其权力空间的极点。在11世纪的第二个25年，格勒诺布尔附近的一个村庄便上演了相当典型的一幕。这个地方有一座城堡和一所隐修院，住着一个叫多迈尼的家族，它在此地垒起土岗，建起城堡，将其作为家族的权力中心。这个极点的出现给空间组织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城堡的主人通常被称为“某个地点的主人”(dominus loci)，以彰显其领主权，而这个地点则成为社会关系的参照点，强制领主权(ban)的实施和捐税的征收以这个中心点展开，主人从这里组织附庸关系，安置堡内武士。同样地，当更高层的封建主组织其附庸网络时，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控制这些城堡。(42)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11-12世纪的马孔地区。杜比这样描绘葛罗(Gros)家族的发迹：11世纪中期，葛罗家的自由地虽然有所缩减(像当地其他家族一样)，但乌塞尔城堡周围的自由地得以巩固，并开始向外延伸，尽管这些领地中间分布着一些飞地，如教会、骑士和农民的自由地，但它在结构上仍具有罕见的严密性；由于坐落在格罗斯内河渡口附近，它就为确立强制领主制(seigneurie banale)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据点。像上一个案例一样，葛罗家族也是从极点开始构建起领主权和堡主领地的：极点不仅是城堡，甚至可以是一片较为紧凑领地。杜比的表述还表明，为什么说封建时代的政治空间往往是不是紧凑(compact)和同质(homogène)的，因为即使是在葛罗堡主领地的中心地带，仍然存在很多飞地和法律身份不同的地块。(43) 这里应该对一个关键概念稍加说明，它跟封建空间的构建关系密切，这就是ban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强制领主制(seigneurie banale)。对于ban，罗贝尔·布屈什(Robert Boutruche)定义如下：ban最初是一种公共权力，包括命令、惩罚和强制。(44)最初它由国王掌握，后者授予其在地方的代表，如马孔的伯爵，后者行使军事和司法权，即国王的指挥和强制权(ban royal)。11世纪初封建变革的一个后果是军事和司法性质的ban转入堡主之手，从公共变为私有，当堡主在自己的领地上行使这种被私有化的权力时，便产生了强制领主制。在封建变革之前，领主对农民并没有超经济强制，杜比认为“应最坚定地反对这种看法：施加于农民的强制权和指挥权来源于地产主的特权”(45)。 在城堡建立之后，强制指挥权的主人，即堡主，便以城堡为中心组织封建领主制网络，随之确立新的控制空间，并跟旧的空间竞争。萨维尼修道院的契据集中有一份记录，记录了瓦伦地方的艾蒂安领主的行径：他命人加固了他父亲以前用来安顿牲畜的房屋，房子本来在修道院的地产上；随后他开挖壕沟，建起塔楼，从这里强迫修道院的农民缴纳捐税，于是在修道院的领地内建立了一个极点，对农民施加领主权。从此他称作艾蒂安·德·瓦伦(Etienne de Varenne)。(46)这种以地名为别号(surnom)的做法正是兴起于11世纪封建变革的时代，从此地名构成姓氏的一个来源。(47)像宗教领域一样，堡主的影响也体现在地名中。很多地名或其中的元素与堡垒有关。如La Ferté来自拉丁语firmitas，意为坚固之地；le Plessis或类似词形的地名，源于plesseium，即篱笆或围墙；Motte或Mothe来自mota(土丘)；带有Rochefort或相近词形的地名是从rocafortis(设防的岩石)演化而来，但最多的一类是从Castrum(城堡)演化而来的。(48)这些地名及其命名方式，都让人想起封建化时代的“极点化”空间：这些地点正是堡主实施权力的中心点。 但如前述案例所示，堡主的支配权从源头上说并非基于地产权，依附者只是以领主控制的极点为中介才跟其发生联系。在11世纪的文献中，人们用mandamentum，bannum或potestas等术语来指堡主领主权的范围，但它们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强制指挥权，而非具体的地域空间。(49)有学者指出，在领主制时代，领主权很难以地图来表现，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要理解它主要依靠列举的办法，(50)如哪些人对堡主负有劳役，它仍然是一种明显的人际关系。但从12世纪初开始，堡主的统治开始更多地获得地域特征。上述术语从1100年左右开始具有明显的空间色彩。有学者在分析洛林地区的文书后发现，1135-1155年，bannum(ban的拉丁词)不再仅仅指最初的指挥和强制权，它开始获得地域意义：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堡主领地。(51) 上述情形亦可在杜比的研究中找到佐证，其年代也是一致的。公元千年之后取得强制指挥权的堡主与克吕尼修道院相互竞争，到12世纪中叶，马孔地区形成某种平衡态势，堡主领地空间开始成形且保持到中世纪末期。为此杜比使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术语：seigneurie territoriale，即地域性领主制。一些领主权侧重的是人际关系，但另一些权力则来自地理要素。(52)这意味着，居民因为其居住地而向领主负担义务，这是领主权地域化的表现。不过，杜比指出，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领主权依然存在。最近的研究也强调，在看到领主制度地域化的同时不应高估它。例如，1187年朗格多克的一次采邑授予中，一座堡垒被授予封臣，同时授予的“还有所有依附于这座城堡的男子和女子”(53)，而不是这座城堡控制的土地。可见领主权虽然在走向地域化，但它仍具有明显的属人特征，因而带有某种过渡色彩。杜比在关于马孔的研究的结论中说：聚集在教区中的劳动者同时也是堡主的人，因为他们住在堡主控制的辖区内；虽然某些人(如hommes propres这样的农奴)严重依赖于主人，但个人依附关系正在让位于地域性的依附关系。(54) 因此到12世纪，封建领主空间也像宗教空间一样，开始了以极点为中心的地域化进程。这种空间的边界是否如人们曾广泛认为的那样，是模糊变动的呢？杜比的结论是否定的。如前所述，以城堡为极点的领主制已开始获得具体的地域形态，它到12世纪中叶构成堡主领地空间并逐渐稳定下来，(55)大革命后法国的基层区划区(canton)，也能看到昔日堡主领地的轮廓，(56)这表明法国内部的地理区划存在长时段的连续性。 12世纪的马孔地区被六大家族控制，它们经常因为边界而发生争吵，(57)这说明封建主时代存在边界意识。但明确边界的划定和维系，需要足够多的居民。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很难说领主管辖权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如在12世纪的勒拉苏瓦，旅行者如果取道人烟较稠密的河谷地带，他会知道哪里是勃艮第和香槟的边界，但如果穿行在人畜罕至的高原上，就很难确定边界在哪里。新村庄和权势者只是到12世纪或13世纪才逐渐明确边界走向。这显然跟当时的大垦荒运动有关。当时的边界标记五花八门，有时用篱笆，但大多是采用自然标记，如树木，最常见的是榆树(orme)。今天法国北方仍有很多叫Les Ormes的地方。河流、道路也是方便的标记，再就是十字架。不过，这些标记虽然随处可见，但不足以划定连续的边界。到12世纪，人们开始采用新的标记。有时是开挖沟渠，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因为它将线性边界具象化。1185年，在香槟伯爵领的一片森林里，一个委员会主持开挖一条界沟。但这样的沟渠十分少见，更多是临时性的标记，如棍子上面顶个草帽，或者界碑和十字架。这些划界实践，跟前文提到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和圣特隆修道院的做法类似，或是根据自然标记，或是借助宗教物品划界。(58) 尽管有这些努力，当时对边界的记忆仍很脆弱。一个界碑或一棵榆树被拔出，一条溪流改道，标记就被遗忘，需要重新划界。由于缺少地图之类的工具，系统的划界很难进行。中世纪的边界没有形成一个连续性的封闭空间，有点像F.特纳描绘的美国的新边疆。(59)对边界记忆的脆弱，原因不仅在于技术手段的欠缺，也因为这种记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无关紧要。边界虽然可能划分了两个不同的辖区或习惯法地区，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边界远不是区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而是较大的同质区域的内部界线。这条界线向两边伸展，构成一个被称为marche的地带。它具有一定的宽度，在封建时代具有独特的功能。中世纪最初的国界也称marche，即边区。(60)边区首先是冲突和碰撞的地带，甚至有军事行为，12世纪到13世纪初，边区地带盛行骑士大比武。在封建主时代，它还是领主施行司法、宣示或接受效忠的地方。绞架就设在那里，显示着这里的领主拥有高级司法权。(61)相邻地区的居民之间的纷争也在这里裁决，12世纪初英王的法律规章中规定：“相邻者对于他们之间的纠纷……应该在他们土地的边界法院碰头。”(62)这些特殊的碰面在法国被称作estal，诉讼本身叫作estaus，人们会说“某天是个estaus日”。领主通常不是在其领地中心开庭，更喜欢在边缘地带显示其司法权。边区还有经济意义。至少从12世纪开始，路桥费须在边区支付，旅客在缴费之后方能安全地穿行，为此领主会发给他们通行证(conduit)。(63)因此，封建时代的边区地带是一系列管辖权的边缘。这不仅是当时主权碎化的一个鲜明反映，也是权力地域化的一个表征。是否可以把颁发通行证、征收路桥费的边区视为微缩海关呢？此说并非妄言，有学者认为，12世纪末13世纪初出现的、以极点为中心的领土建构，为近代国家最初的管理机构提供了支点和样板。(64) 边区生活中的仪式，多围绕几个关键地点展开，如一棵树、一座桥梁、一个十字架。这里再次看到了极点化空间组织模式。虽然中世纪连续的、线性的边界记忆很脆弱，但对某些特选地点的记忆十分强烈。彭迪尼修道院的土地的尽头据传是一座桥，其实那里没有桥梁，所谓的桥是欧塞尔、桑斯和朗格尔三主教区的交会点，也是欧塞尔、托内尔和香槟三个伯爵领的交会点。有个古老的传说：三位伯爵和三位主教可以在彭迪尼桥上一起用餐但各自留在自己的土地上。1388/1389年，历史学家傅华萨在比利牛斯地区进行了一次旅行，他从比格尔出发前往贝阿尔内，穿过一片平坦的荒地，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导停下说：“贝阿尔内到了。”香槟和弗兰什—孔泰之间的一个村子也是这样分界的：一棵树，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这就是人们记忆中的边界：更准确地说，是界点而非界线。 边区生活在12世纪和13世纪初很活跃，因此传统会面地点的记忆一直持续。但作为基本标志点，它们的意义在减弱。在13世纪前半叶，边区大比武逐渐消失，效忠礼日益减少。边区生活的活跃度在降低，因为相互碰面的权威削弱了。到1300年，封建边界不再具有政治色彩，它只是行政管理和司法边界。到13世纪末，在国王和其臣民看来，此前只是多种边界之一的边界，渐渐成为唯一重要的边界：这就是王国的边界。(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