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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空间和政治边界 法国直到16世纪才有表现王国空间幅员的地图，中世纪能读懂和使用地图的人很少，而且那时的法国人从未见过法国地图。(66)但这并不意味着国王们不关心自己的统治范围，没有地图，可以借助文字描述，这就是特殊的地点和自然标记会成为空间记忆中亮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通居民也并非没有边界意识。杜比甚至认为，国王跟一般领主不一样。国王在一个范围相对清晰的王国(regnum)内享有高级权威，这种观念一直存在。在12世纪的马孔，法兰西王国和“德意志与罗马人的帝国”之间的界线仍是明确的。索恩河的水手知道东岸是帝国，西岸是王国。克吕尼的院长皮埃尔也清楚地意识到，马孔城坐落于边境，它在“世俗事务上服从法兰西国王”(67)。 但对杜比的描述必须作一点说明。如前所述，边界意识的维系需要足够多的居民，这在12世纪的马孔可以满足：索恩河两岸往来频繁；其次，这里的边界是一条非常明确的自然界线：水流是当时常见的边界标记；再次，索恩河是中世纪西方一条著名的政治分界线的一部分，这条分界线就是843年“凡尔登条约”产生的“四河之界”，这四条河分别是：斯凯尔特河、默兹河、索恩河和罗讷河。罗塔林根王国消失之后，这条线在10-13世纪成为王国和帝国之间的边界，因为中世纪的史书经常提到这一边界。直到16世纪时仍然有人认为这是法国和德国的边界。(68)这里仍需强调中世纪边界意识的特别之处。凡尔登条约签订时，三兄弟并不清楚自己的领地范围，划界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精确性。条约确定的法兰西与罗塔林根之间的四河之界，是很粗略的、象征性的划分，而且这四条河显然并不构成一条连续的、封闭的边界线。随着垦荒的发展，争议越来越多并导致新的划界。(69) 但国王及知识界似乎对这条边界有清晰的记忆，尤其是涉及其主权的时候，即使在11世纪初法国王权急剧衰落之时。这得益于文字记忆的传承。当时的僧侣格拉贝尔(Glaber)记载的皇帝亨利和国王罗贝尔的会晤便有象征意义：“两人来到默兹河岸边相会，这条河是两个王国的界河；在双方的随从中，很多人都觉得……最好是双方都乘船到河中央举行会晤。”不过，最后两位君主分别到河对岸向对方赠送礼物。(70)这段记载表明，中世纪的人们有国家边界概念，而且喜欢以自然标记物为界线；另外，如前面提到的封建边界一样，中世纪的“国界”也像是一个交流接触乃至处理纷争的地带。 由于王权的衰落，凡尔登条约划定的边界，因为联姻、继承和封建效忠而不断被扭曲和复杂化，它已成为“边区”，跟诸侯领地之间的边区并无二致。葛奈认为，当时边区的居民经常不按照王国边界线活动，而虚弱的国王们也不关心这一点。但他进一步指出，在这条边界变得复杂、并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时，学者却试图使其明确而简单。上述格拉贝尔的记载就是一例，他关于默兹河为两国界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期。因此，对边界的理解应区分不同的层次：居民实际生活层面的、学术和王国政治层面的。前者趋向复杂和淡化，尤其是在没有河流等自然分界线时；后者更具象征意义，但并非没有重要性。12世纪和13世纪初，法国国王和帝国皇帝的几次会晤被安排在默兹河岸边，虽然法国国王对这个地带几乎没有实际控制，但他们仍想通过这一仪式化的行动表明其王国一直延伸到默兹河。(71) 即使在自己的领地和王国范围内，国王的出行等行为也具有象征意义，这种空间行为经常伴随实际的政治效果，甚至在逐渐改造王国的空间格局。这种现象就是中世纪欧洲的“旅行君主”或“巡视君主”。(72)汉斯·康拉德·佩耶尔认为，卡佩君主们的出行暗含着一种“以巡视来占有”(Besitzergreifung durch Umschreiten)的观念。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八世，1223年8月加冕后便开始巡视，12月在贡比涅结束旅程。此行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显示对其父亲不久前夺回的北方各省的主权。(73)对边境地带的巡视在14-17世纪定期出现。巡视不仅是彰显其权威的策略，还有更深层意义上的意义：它象征着国王和王国之间的契约关系，象征着前者对后者的认知，著名的国王入城仪式(joyeuse entrée)也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巡视中的国王是“流动中的主权”，尤其在王国处于危机、诸侯和臣民的忠诚出现动摇之时。(74) 这种现象首先有其心态根源。在政治观念方面，中世纪文明十分粗糙，人们在观念上难以感知抽象的权威，首领如果不亲自现身、其本人若不到场便无法赢得服从。卡佩早期的国王带着小宫廷穿行在其领地上，因为“只有在君主亲自出现的地方，其统治权才有效。”这种状态维系了很长时间，直到路易十四修建凡尔赛时，法国国王才算最终定居下来。因此，即使可以谈论中世纪国家的首都，其概念也应该跟现代有所区别。虽然中世纪领主空间中有城堡这样的权力中心，但就各基督教王国而言，这样的极点并不突出，巴黎直到13世纪才备受王权派追捧；而直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依然跟随国王在各个城市之间奔波。早期卡佩诸王的巡视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由于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宫廷就食于其领地上的主要据点，可省去很多麻烦。各教堂和城市有负担国王及其随行的食宿之义务，一般每年3天。12世纪时开始用货币置换这种义务，并慢慢成为国王的一笔收入。18世纪有人声称，13世纪国王们的巡视主要是为了获得收入，实际上这笔钱只相当于国王总岁人的1％。(75)因此经济上的考量是次要的。当国王的巡视超出其最初的领地法兰西岛时，这一行为在空间政治上的意义便更加明显。杜比对马孔地区的研究可以为证。 951年以后，国王就没有来过马孔。但在12世纪后半期，国王三次造访马孔地区：1166年、1171年和1180年。尤其是前两次，在当时人看来意义重大。路易七世在其诏书中说，勃艮第各地长久以来没有国王，局势混乱，君主带着他的人来惩治犯罪，重建和平。这并非虚张声势，实际上，很多贵族承认国王是他们的最高仲裁人。克吕尼修道院等重要宗教机构，即使在王权极度虚弱的十一二世纪仍与国王保持联系，维持着对这个高级权威的记忆。在国王到来后，它们还让他享有其部分领地的共有权，于是卡佩王朝在这里获得了立足点。 更为重要的是，国王将自己在北方实行过的一项新制度引入马孔。杜比总结说，这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并引发政治空间的变化。这种新制度就是金字塔式的封建效忠体系。国王首先要求地方诸侯向他效忠，骑士向诸侯效忠。随后，国王和少数资财雄厚的大领主开始控制城堡，依靠带薪的官员治理领地，并获取贵族的效忠，这样就重建起更为辽阔的地方邦国。到13世纪中叶，变革过程完成，1239年马孔伯爵领被并入国王领地(domaine royal)。这就是杜比的“两个封建时代”最终的结局：从11世纪开始的堡主时代，到13世纪的封建诸侯国(principautés féodales)，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正是国王巡视马孔的1160年左右。前一个阶段，堡主是彼此平行的，后一阶段，地方诸侯国的出现大大简化了政治版图。(76) 马孔的例子表明，国王的巡视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深刻地影响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重塑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在这里，政治空间是各种权力关系的反映。国王政治空间的扩张有其观念上的支持，这就是封建金字塔，它是圣丹尼修道院的院长苏热(Suger)在114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77)他把封建制度想象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位于顶点的是国王，他不向任何人效忠，位于其下的是各大诸侯。在跟金雀花王朝争夺领地的斗争中，腓力二世便利用了这种金字塔理论。(78)因此政治空间的变化与观念的构建和利用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制度建设也已经起步，如巴伊(bailli)制度，其辖区一般译作司法区。这是中世纪法国王权创立的第一套系统的地方区划，但它的确立有一个过程。巴伊最初是1190年腓力二世设立的，负责在各地巡回执行国王的司法事务，但其辖区并不明确。1254年路易九世进行了多项改革，巴伊开始有较为明确的辖区范围，而且要在辖区定居，(79)这是一套国家制度的地域化。这种新权力空间并非凭空创建的，而是以11世纪以来形成的堡主领地为基础构建的一个较大的空间。在司法区的基础上，慢慢衍生出其他司法、财政和军事区划，这些区划彼此叠加，形成法国地方管理的一大特色。(80)如果说堡主领地是封建主世界的权力空间的细胞，那么司法区就是王权构建其权力空间的基础。葛奈曾研究桑里斯司法区的边界，认为它在1300-1500年之间基本是稳定的。(81)这表明13世纪后期法国司法区的地域化趋于完成。 就整个王国来说，地域观念也在萌生。在9世纪中叶到11世纪，Francia指的是自然性质的名词，并不具有政治色彩。10世纪初，天真汉查理使用了一个古老的称号：rex Francorum：法兰克人的王。克劳德·戈瓦尔解释说，在十一二世纪，国王不被视为一块土地的主人，而是一个人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人。法兰克人即自由人，实际上仅限于贵族。王权因此基于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人际关系，(82)它同样具有属人特性。在官方文献中，国王在1254年有了另一个说法：rex Franciae，即法兰西的王。不过这种转变可追溯到12世纪，但老说法仍沿用了很长时间。(83)十三四世纪之交，著名的王权鼓吹者杜布瓦仍然使用rex Francorum。(84)但这种缓慢演变中反映出的地域观念的诞生应该可以确定。在14世纪初废除农奴制的运动中，“我们都将是法兰西的自由民”(tous francs en France)成了一句格言，这表明法国作为一个地域、一种政治空间已经进入民众的意识。(85)因此有学者认为，1300年左右，法国开始被想象成一个空间，而不再是“法兰克人的聚合”(86)。 从思想史和政治实践的角度看，1300年也可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至少在11世纪末教宗革命之前，君主制并不具有地域性，君主的权力和职责是依据各种人际关系形成的。第一个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分析这种统治权的，是12世纪中叶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从此王权开始“在某一界定的地域内构成最高的政治权威”(87)。思想史上的年代顺序，与国王的司法区划的设置、王国获得地域意识的过程大致吻合。在这样的条件下，新的边界概念的出现便顺理成章了。 许多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边界问题的学者，都曾论及limites和frontières之间的差别，也涉及前文提到的marche(边区)。诺德曼认为limites指的是自然划定的、至少是长期约定的界线，相对稳定，且更多地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而frontières首先是个军事概念，它随领土的变化而移动。(88)因此，人们把由河流构成的边界称为limites naturelles(自然边界)就很自然了。但frontières更具人为色彩，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它的意思是“国家的界线，应该设防，配置军队”，这种意义的边界，其出现不早于1315年。它的产生是中世纪中后期一系列重大政治发展的结果：国王的司法主权范围的确定、征税工作所要求的领土调查、在边境设立关卡和建设堡垒的必要，这些因素终于在14世纪初导致真正的国家边界的构建。(89)从各方面来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与教廷的冲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是，教廷承认，国王在其“王国之地域内规定或实施的东西，不受其他统治者的管辖”，它标志着国家主权概念的开端。(90)显然，这种政治实体已经具有空间范围。逮捕和审讯圣殿骑士团等轰动一时的案件，是腓力否认教宗权威优先、宣示其在王国境内享有最高主权的具体措施。1296年，为反击教廷对其税收政策的干涉，腓力下令任何武器、马匹和金银都不能输出边境(frontières)，边境成了王权控制下的、具有海关功能并必然带有敌对色彩的界线。(91)王国正是在此时开始具备空间特征、现代意义上的边界初露端倪。 与此同时，边境地带的居民也清楚地表达出他们的政治归属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19世纪那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在百年战争的动荡岁月里，为规避新出现的国家税务机构，他们有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同国王和邻国的君主讨价还价，以政治归属来换取特权。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时，作为王室标志的百合花一直是凝聚人心的象征。因此，边境地带的不满针对的是税收等新的国家行为，并没有危及政治归属。(92)知识界则已出现进攻性话语，腓力四世时代的政论家杜布瓦已经提出，国王应占据莱茵河“这边的所有土地”，(93)影响德、法两国关系数个世纪的莱茵河“自然疆界”一说进入了政治话语。到16世纪宗教战争时期，查理九世和母后进行了为时两年多的旅行，他们巡视王国“所有的边界”，国王“希望亲眼目睹其王国最远的边区”，这次高调的象征性旅行完成了历时三个世纪的重大演变：王国的界线(limites)在圣路易时代还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此时已成为法国的边界(frontières)。(94) 法国的中世纪是一个多元空间并存的时代，要理解这种独特性，可以回到1789年的阿尔萨斯。从政治上说，这个地方从属于法王，但那里的教会被称为“外国教会”(95)，它的大主教们住在德国；那里可以同德国自由贸易，但同法国其他地区贸易则须缴纳通行税。因此，从空间和边界角度来说，政治、宗教和经济三个面向并不统一。法国大革命最终创建的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克服了这种不统一，这种新政治认同塑造的空间成为压倒性的空间组织形态，直到欧盟的出现才有所弱化。 在中世纪，宗教的、封建的和国家的权力空间构建，大体而言都经历了一个克服属人特性、使权力从带有强烈人际关系色彩转向立足于特定地域的过程，即权力的地域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念意识和记忆想象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关于教会组织形式的认知、关于国王作为高级裁决者的记忆和想象；但绝不可忽视生产生活方式等物态因素，如垦荒运动和定居村庄的形成。再就是政治和社会行为，如11世纪的封建变革和12世纪以后国王的巡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三类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在可以对上述三种权力的地域化进程做些总体性评述。首先，河流等自然标记始终是确定空间和边界的重要且优先的手段；其次，空间组织和地域化进程往往是以实施或象征权力的某些特定地点为中心的，对点的记忆往往更为强烈。当然，王国由于空间较大，其极点不如教区和堡主领地明确，但王权的扩张同样是以控制城堡为基础的；葛奈认为，虽然巴黎的首都地位直到中世纪末还不很清晰，但14世纪起它的优势已毋庸置疑；中世纪后期国王在外省设立的高等法院等机构，是一种政治平衡策略。换言之，可以把王国的政治空间理解为以巴黎为轴心的多元极点化构建。(96) 本文初步的论述表明，1100年的法国人对国土及边界的认知和情感，与1914年的法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揭示其发展历程，不仅是政治史的问题，同样涉及情感、表象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表象和技术问题现已少量涉足，本文对此稍加评述，以期待进一步的研究。 16世纪初的第一幅法国地图是古典学术复兴与航海技术发展的产物，但因掺杂了很多政治想象而被严重歪曲。(97)中世纪可能有一些区域地图，但以列举地名、介绍当地风物来描述空间的方法更为流行，人们也没有感到不便。12世纪中叶，法国中部一份前往西班牙康波斯特拉朝圣的旅行指南，就是采用列举地名加介绍风物的方法。(98)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是，中世纪欧洲各地习惯于用人的肢体和一天的耕作量作为长度和面积单位，但这类单位之间的差别有时可达五倍以上。(99)15世纪中叶，法国人在描绘国家的幅员时仍说，王国的长度是22天的路途(journées)……宽16天的路途。(100)这可能是中世纪表现空间的一个通用方法：用日常生活中具体可感的事物进行描述，但它的缺陷是精确性不够。应重申中世纪的空间认知与古代世界的断裂，土地丈量技术的消失就是一个例证。古罗马有一个掌握土地丈量知识的专家群体，但它在中世纪消失了，中世纪第一篇关于土地丈量的论著直到15世纪初才出现。(101)这就涉及当时空间认知的一个重大转型：从象征走向数字。这一转变或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102)当18世纪末的革命者决定采用米制单位时，空间度量标准最终摆脱中世纪的借用日常事物的象征法，走向完全的客观化、理性化和普遍化。追溯这一技术发展和空间表象的历程，不也是在回溯某种现代性的诞生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