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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思想：不同学派的差异化追求 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需要承担文化创造和政治治理的不同职能，因不同的思想视角、社会立场而拥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最终形成了儒学内部的多元思想和不同学派。儒家士大夫既可能因为坚持“士”的书生气而追求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故而与君王产生矛盾、形成冲突；也可能因追求“大夫”的立功而坚持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并在追求政治功利的过程中与君王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由此可见，尽管儒家士大夫是思想信仰大体一致的社会群体，但由于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对“士”与“大夫”不同社会身份的认同、不同思想视角的认识偏重，在思想观念、社会职能上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有很大差别，从而形成了内部分歧很大的不同思想和派别。儒学内部的思想形态和各学派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在2000多年的儒学衍化中，出现了许多思想与学术的分野，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儒学，如果追溯源头，均可能与“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认识偏重有关。 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汉代以后，儒学得到国家最高权力的认可，开始步入庙堂，获得独尊的地位。与此同时，儒学形态也开始分化，无论是儒家学者群体，还是儒家学术思想，均可以分成差别很大的两种形态。“独尊儒术”只是让一部分儒者步入庙堂，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那些儒家学者获得卿大夫之职，他们的学术思想成为国家学术和官方意识形态，使儒学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政治功能。而另一部分儒家学者则留在民间，他们主要在民间继续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对于这两种儒学，学者们分别称为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显然，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的分野表现出儒家士大夫对“大夫”与“士”的不同职责的强调。庙堂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大夫”的政治责任，所以，他们关注儒学的政治功能，注重儒学体系中有关典章制度、国家治理、社会教化等涉及经邦济世的社会功能。西汉董仲舒及其今文经学，就是庙堂儒学的典型代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深得汉武帝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王相。他的《春秋公羊学》为汉帝国建立了国家学术和意识形态。而东汉王充则是两汉时期山林儒学的典型代表。山林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士”的学术情怀，关注儒学的思想创造和文化批判。王充一辈子在民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完成的子学著作《论衡》，对两汉流行的天人感应的种种虚妄迷信作了系统批判，充分继承了先秦儒家士人的文化批判精神。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一些儒家学者追求注重个体精神信仰问题，关注个体心性修养，偏爱义理思辨，人们把这种儒学称之为心性儒学。而另一些儒家学者则注重社会政治问题，关注经世致用，偏爱政治制度考察，人们把这种儒学称之为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野，可能与学者个人的知识兴趣有关，但主要原因仍然是与他们对“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偏重有关。魏晋时期的学术界，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两种不同学术兴趣和思想形态的分野。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突出特点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名士”，或是“中朝名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个性情感的张扬。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魏晋名士全面关注一种与个体存在相关的一切价值。魏晋名士通过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诠释，建构了一种新的学说。魏晋名士们热衷于讨论“玄理”，他们以《易》《老》《庄》“三玄”为思想资料，清谈“性情”、“名教与自然”、“心性”等一系列心性儒学的问题。而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官方学术则仍然是沿袭两汉以来以经学为主体、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儒学。魏晋时期官方设置的经学博士，仍然沿袭两汉政治化了的经学。如西晋的官学制度：“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魏晋时期出现了经学大家王肃之学，其学足以与郑学抗衡，故有郑学、王学之争。但是，他们作为与国家典章制度相关的政治化儒学的特点是一样的。王肃在论述自己为什么“以见异于前人”时说：“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他在学术上申明新的经义，其实是与朝廷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负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