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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殖民统治的认识 非洲史学家日益强调，殖民地国家并不只是宗主国利益的代理人，殖民地国家的结构和行为不能仅仅从宗主国的帝国因素中寻求解释，同时也应关注殖民地本土的内部因素；殖民地国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分配，不同社会群体塑造并影响着其运转过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界限较为模糊；殖民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殖民官方宣扬的那样“协调”，而是时常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近年来，非洲史学家在承认殖民统治的残暴性和剥削性的同时，日益强调殖民霸权的有限性。这一有限性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于殖民地国家内部巨大的利益冲突、资源有限性以及非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塑造作用。殖民统治者在试图改造非洲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非洲当地社会关系和发展进程的制约，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上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 非洲史学家强调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他们关注殖民统治后期的发展观念与实践，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英法殖民统治进入“发展型”殖民主义阶段，在残暴镇压殖民地反抗的同时，也不得不推行经济社会变革，以期巩固其殖民统治，“发展”成为宗主国与非洲殖民地关系中的核心概念。在宗主国和殖民地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速发展，并导致社会冲突加剧。随着民族主义组织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兴起，基层殖民政权和酋长机构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开始坍塌。到20世纪50年代，原有统治模式难以维持，这构成了非殖民化的历史背景。 殖民统治影响非洲发展 非洲国家取得独立之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非洲国家的性质和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进程成为非洲史研究的焦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统治终结的意义以及殖民遗产对当代非洲发展的影响。 一些非洲史学家主张更为全面地认识非洲民族国家独立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以往研究通常将主张与殖民者保持联系的国家或社会力量视作“反动”，然而历史事实要复杂得多。一些史学家以法属西非殖民地为例，强调西非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同时，这些民族主义领导人也认为，法非共同体为建构非洲国家间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试图在对殖民帝国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实现原有殖民地的联合。不过，随着民族独立逐渐成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法非共同体最终归于失败，西非殖民地最终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非洲史学家还致力于探讨殖民时期历史对当代非洲国家特性、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的影响。例如，克劳福德·杨在研究比属刚果历史的基础上，强调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危机的根源蕴藏于殖民统治时期，他将非洲殖民地国家描述为“碎石机”，认为殖民地国家彻底改变了非洲社会原有的政治空间、社会等级分层和经济生产方式，这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弗里德里克·库珀提出了“守门人国家”理论，认为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基础极为脆弱，无法控制殖民地社会和文化领域，它所关心的只是“守住大门”，即维持其统治。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继承了这一特征，独立后很快出现了争夺控制权的激烈角逐，并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在重新认识殖民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学者们对非洲历史分期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以往的非洲历史学家通常将非洲历史划分为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三个历史阶段。从本质上说，这等于承认殖民统治的确立是非洲历史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分期，殖民时代成为非洲历史进程的支点，向前延伸为“前殖民”时代，向后延伸则为“后殖民”时代。新生代的非洲史学家对此提出挑战，他们主张打通殖民和后殖民的历史阶段划分，强调这样有助于理解非洲历史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对于非洲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独立，应被视为非洲历史的重要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