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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汉至元时代正史中有关周边、域外的叙事结构，认为汉唐时期逐渐形成了官修正史中周边叙事的范式(“四夷模式”)：在全书列传部分呈现“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下，以“四夷传”、“夷狄传”为列传类目名，按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顺次进行叙述。这种叙事结构，实际上是思维世界中“世界秩序”在史书中的投射。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国传”成为正史中的列传名之前，汉唐时期的僧人常常将其用作有关南亚的中外交通史籍名称，其依据可能是当时流行于南亚的“三/四天子”说等，体现出与官方意志不同的思想源流。到元代史官修宋、辽、金三史时，将前代正史中“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名称改以“外国传”，并从内容与结构上有意识地区分出不同性质的周边，由此在正史中开始表现出另一种对世界的观察，也深刻地影响了正史周边叙事的体例。 关 键 词：“外国传”/“四夷传”/正史/周边叙事 作者简介：钱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专职博士后。 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洙修成《宋史质》。①这本书是明代重修宋史风潮中的代表性著作，②影响很大。清代四库馆臣对此书甚为不满，怒斥其书“荒唐悖谬，缕指难穷”，其人“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③之所以有如此严苛的评价，是因为其“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其意之一是指王洙在《宋史质》中改元修《宋史》中的“外国传”为“夷服传”，并将元代单独成书的辽、金历史，甚至元朝(“胡元”)的历史都并入“夷服传”。 王洙在书中认为元修《宋史》中设“外国传”有悖常理，“先王严五服之制，所以谨华夷之辨。是故春秋书法，四夷虽大皆曰子。……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④诚然，自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开始，传统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有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的传统，历代正史也渐设立“四夷传”、“蛮夷传”等。⑤以“四夷”、“蛮夷”等为类传名，即王洙所谓“五服之制”、“华夷之辨”的言中之意。正因如此，元代史官修《宋史》时，一改陈规而称“外国”就难为王洙接受了。 不少当代学者也注意到这次史书体例变化，像杨联陞、王赓武都注意到“在宋朝‘外国(列)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⑥“1279～1739年间撰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的正史……令人注目地把相关章节安排在‘外国’项下，几乎未加任何评论”。⑦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也有论述，认为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是“列传扩充”，其中一个例证便是“外国传”与“蛮夷传”的分立。⑧显然他们都已经观察到，在传统中国有关域外的历史书写中，《宋史》等中出现的“外国(列)传”不单是列传名称的转变，也与惯常认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有观念上的差异。这正是王洙大费周章重修《宋史》的缘由之一。 然而，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否如晚近学者所称，“外国传”在宋代开始成为历史书写概念的选项之一？事实上，迄今尚未有全面探讨正史中“外国传”出现之历史、背景与意义的研究。但是，这一史学史上的微变映射出近世中国的许多关键问题，因为“四夷”、“夷狄”转为“外国”的变化过程，不仅是传统中国正史书写体例的转变，也牵涉到由宋至元、明乃至清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的不同观念。因此，本文期望对“外国传”在传统中国历史编纂中的出现、发展及其意涵加以考证，为进一步阐释相关问题做基础性的讨论。 一、汉唐正史周边叙事的“四夷模式” 书写中国史学史的人常常把传统史学的形成追溯到《史记》，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史记》之诞生，犹如波里比亚斯(Polybius)在一个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出现时，不得不把这一帝国历史当作一种可理解可掌握的伟大统一体一样。因此，司马迁在汉代盛期书写的《史记》，超越了前代的历史书写方式，形成笼罩天下、铸造古今的“历史”。同时，随着历史的进程，“新”创造会成为“旧”传统，《史记》的书写方式亦逐渐成为后世史书的“范式”(paradigm)而影响深远。不仅司马迁创立的本纪、世家、列传、表等体例为后世所沿用，“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语)，他所关注的范围及内容亦为后世所承袭。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就创立了古代中国史学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此称为“周边叙事”)的传统。 《史记》的周边叙事对后代正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和模式中。司马迁所记诸传，可大致分为三类：《南越》、《东越》和《朝鲜》三传叙述的是周边三个政权的发展与纳入汉帝国的历史；《西南夷》、《大宛》两传更接近于类传，往往依照地理信息的远近而叙述多国历史，各国信息较简略；《匈奴列传》则是从该政权的族属、习俗、历代与“中国”关系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虽然三种叙事类型的不同，与各传的叙述对象的不同特征相关，⑨但这些叙事结构在后世史书中被不断模仿、再现，如《后汉书·西羌传》即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叙事结构，⑩又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则较多模仿了《史记·大宛列传》。 但是，有关《史记》周边叙事部分的编次始终存在争论。众所周知，关于《史记·匈奴列传》的排次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依照今本《史记》所录《太史公自序》，排在《李将军列传》之后；另一种则是按《汉书·司马迁传》排在《南越列传》之前。两种排序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将《匈奴列传》与《南越》、《东越》、《朝鲜》诸传编排在一起。换言之，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历史的列传是否应当视作一类、排在一起？ 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讨论。至少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就开始了对司马迁编次的批评，认为“凡诸夷狄，当以类相符”。(11)这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认识，同时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说过司马迁修《史记》采用“纪传体”，比之前史的好处便在于“错综成篇，区分类聚”。(12)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需要理解司马迁的编次，像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13)又如汪之昌说“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无义例”。(14)以今日之眼光，跳出对司马迁编纂次第的具体争议，实际上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同意“有意义”的编次应是“先诸传而次四夷”。(15) 无需对以上问题做孰是孰非的判断。透过梳理相关争论就可以知道，中古时代有关正史的编次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广泛接受的模式，即所谓“先诸传而次四夷”。如果将汉唐时期正史中的周边叙事放在一起，就很容易看出这种观念的影响：正史大多在各族群叙述的基础上，将其大致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在一起，并通常将这些列传放在类传之末。 或有观点认为，这种变化是从《汉书》开始的。(16)因为，虽然《汉书》的周边叙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史料、调整内容所成，(17)但《汉书》在结构上有明显的调整，即按照“先诸传而次四夷”的标准将域外诸传汇聚在列传之末，反映出由皇帝为中心的正史书写的层级延伸。对于改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源自经学对史学的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实际上，这也符合一种更早的思想源流——“五服”的观念。在“五服”的理论中，世界是由“地之中”开始向外一环一环延展开来的，甸、侯、绥、要、荒，这样的安排对应了政治影响上的层层降低和文化辐射上的逐步减弱，也符合地理方位的愈行愈远。这种观念在《国语》、《禹贡》中都有记载，成书稍晚的《周礼》中又进一步演变成“九服”，但其本质无甚差别。可见战国时，这一理论已是普遍观念。当然，从战国走向大一统的汉朝，以上基于地理空间而形成的世界观念，经由经学的确认与发展而更趋真理化、标准化，最终成为对庞大帝国想象的方式与结果。(18) 后世截然两分的经、史之学，此时共同构建了同一性的帝国想象：经典中的清晰区分为历史纂述的分类、重组提供了概念工具，历史纂述中的基本史实则为论证、阐释经典中含混模糊的周边叙事提供了具体案例。正史书写常常就在观念与实际之间寻求平衡，一面是“秉笔直书”下的史实记述，一面则是“帝国想象”下的历史书写。若不那么精准地区分正史中有关异域的部分，其记录之内容可视作前者，而其修辞与结构则体现了后者。“先诸传而次四夷”的史书结构正是对应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观念。 在“内”与“外”的区分日渐清晰时，“外”也开始了秩序化和标准化的演进。“四方夷狄”逐渐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东南西北与夷蛮戎狄一一对应，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搭配日渐固定，也就成为对于周边世界的一般观念。(19)在正史中，“四夷”也从对“中国”周边的泛指，转变为内涵具体的四方分类。如果说班固还是按照司马迁三种周边叙事类型及汉代政治形态进行的分类，即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因为这些传所述之区域最终皆纳入汉帝国之中，与匈奴、西域不同。那么，到了《三国志·魏书》中设立“东夷传”时，经学观念中的“四夷”开始更明显地影响史学中的世界结构。就像甘怀真的研究中指出的，“东夷”在经学中有其具体所指(所谓“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在《三国志》中显然有意迎合经典的记载，如沃沮只载东沃沮等，显然是为了通过文字叙述来区分出九类夷，以避免现实与经典之矛盾，达成经典论述与历史记述的高度一致。(20)其后，范晔的《后汉书》虽然没有机械地严格依照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标准进行书写，但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匈奴、鲜卑乌桓的顺次，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东—西—南—北”的记录次序。 在唐初官修前朝史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编次结构一再出现，尤其是在唐太宗曾亲撰史论的《晋书》和魏征领衔的《隋书》中表现得最为标准。先看《晋书·四夷传》总序： 夫恢恢乾德，万类之所资始；荡荡坤仪，九区之所均载。考羲轩于往统，肇承天而理物；讯炎昊于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21)在这段论述中，回顾了经典中对“四夷”的叙述：自古圣王就有区别中外的传统，所谓的“四夷”一般地居要服、荒服，具体则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分列东、北、西、南四方。然而“历年斯永，种类逾繁，舛号殊名，不可胜载”，(22)因此史官不再囿于九、八、七、六之数，而是“采其可知者”，再依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次序记述其风俗及与晋交往的历史。《晋书》是唐初开史局纂修六史中的第一部，也是唐太宗凭借政治权威重新关联现实政治与经典话语的文化措施之一，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起与统一国家相配的统一的思想与文化体系。(23)因此，经典所载的清楚、整齐的“世界秩序”就成为新帝国推向现实的国家意志，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来区分各族群与政权的“四夷传”也开始在官修正史中固定下来。(24)其后杜佑所撰政书《通典》中，亦采用“四夷”为总名，并分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类传名，显然是受此影响。(25)直到北宋欧阳修所纂《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中，因史料局限已无法严格依照四夷次序进行书写，但仍沿用“四夷附录”作为类传名目。 可以说，从《史记》开始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而整齐的“四夷”叙事结构，本文将之称为“四夷模式”。史书作为观念与“历史”的载体，从结构、修辞中展现出观念中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域内还是境外的蛮夷都被划入“四夷传”的大框架中；(26)无论是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是否有其渊源，都被整齐地按照方位区别，使得整体上的史书呈现出“内诸夏外夷狄”的格局。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按照思想与观念的逻辑发展，无论在何时，周边对“中国”总产生着利害不一的影响，不同的族群也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同轻重的角色，可供史家记述的史料丰富程度也就不同，因而成为正史书写不断面对的挑战。(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