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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一再引发争论的话题。其中原因无非是史家不得不身处在对过去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和可掌握的有限史料之间，对已过去的时代进行描述。因此，历史书写中究竟展现的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史家的一己之见，或是代表史家生存时代的政治意志和社会思潮，在史学理论不断翻新的时代，给后代历史学家重新理解过去提供出新的可能。本文所讨论的“外国传”问题亦是如此。 汉唐时期的正史中，从未曾使用过“外国传”作为周边叙事的列传类目名，而常常使用类似“四夷”、“四裔”、“夷狄”等词汇。就像王明珂曾经提到过的，正史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文类，实际上是受到前代正史书写(“文本规范”)、正史编纂制度与流程(“制度规范”)和各朝代对“帝国”的模仿(“政治社会规范”)综合影响的。(91)因此，透过对正史中一再出现的叙事模式，也同样可以看出正史背后所透露出的历史传统与王朝结构。因为无论是“四夷传”还是“外国传”，均既是对某历史时期“中国”周边族群、政权的历史记录，是史家所观察和书写的外部世界，也是我们对“中国”内与外关系究查的管道。 从秦汉开始出现的统一王朝，和与之相应出现的儒家政治秩序观，将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开始书写“中国”周边的异民族与异文化，并将周边塑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世界的边缘。此时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虽然表明了政治观念中的统治层级，但无远弗届的政治影响也透露出区分本身的暧昧与模糊。(92)这种观念先行的正史书写，在唐代初年达到高潮，这背后恰是官方意志强势介入历史编纂的政治现实。然而政治局势的发展，并不受王朝意志的控制，宋辽、宋金的对峙格局，以及异民族统一王朝元朝的建立，为正史周边叙事结构的改变提供了契机，也因此开始了从“四夷传”向“外国传”的转变。 毫无疑问，“外国传”一词的使用和“蛮夷传”的分立，表示元代史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中国”(核心)与周边(边缘)，标识出两者在疆域、政治结构、文化发展的多重差异。就像开篇中所提到的王洙的例子，从民族、文化、政治立场出发的明代士人，不少都反对正史的这一改变。但是，流传至今的不少明人重修宋史中，如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惟俭的《宋史记》中都采用“外国传”为列传类目名，似乎也在表明一种关于王朝、国家结构的历史书写模式，正在被汉民族中国人所接纳。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正史中周边叙事列传的叙事传统与结构，试图透过对书写模式的考察，探讨历史变化中不同时代对于王朝结构的记忆、观念与想象，这只是文本考察的第一步。史书体例的变化固然代表着史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与政治发展、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牵涉到不同政治文化的历代王朝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外国”的不同观念，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注释： ①有关《宋史质》，柳诒征《述宋史质》、王德毅《由宋史质谈到明人的宋史观》两文可参考，俱载《宋史质》，明嘉靖刻本影印本，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 ②清人赵翼印已注意明代重修宋史的情况，见：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3，“宋辽金三史重修”，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6～497页。另外可参见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载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4～79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六·别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4页。 ④王洙：《宋史质》，“史质叙略”，第5页。 ⑤“正史”之名始于《正史削繁》，而以正史作为书籍分类，则首见于《隋书·经籍志》。有关“正史”的形成可参考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⑥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杨文所指宋朝出现的“外国(列)传”恐怕指的是通行本《旧五代史》中所用，这一观点当不成立，本文第四节中将作辨析。 ⑦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载《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33页。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所修《元史》中，以“外夷传”而非“外国传”为名。 ⑧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213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是笔者仅见在众多史学史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宋史》中“外国传”的出现背景及其意义的研究，但是，是否可以轻易地将元代史官修纂的《宋史》视作是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仍值得商榷。 ⑨例如《南越传》中记载南越国是由“域内人”(真定赵佗)所建，不同于“匈奴”另有族属的问题；而资料的详密不同，也使得《大宛列传》中所记诸“国”不可能依照《匈奴列传》的书写方式究其远古，以类传的形式便更为合适。 ⑩胡鸿对《史记·匈奴列传》与《后汉书·西羌传》的叙述策略有过详细比较。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42页，尤其是第33～37页。 (11)王若虚撰，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11，“史记辨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2)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3，“编次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13)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史记编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14)汪之昌：《青学斋集》卷14，“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有无义例说”，复旦大学藏民国二十年(1931)汪氏刻本。 (15)张守节《史记正义》语，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最近，胡鸿的研究认为，《史记》是以事件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与朝臣传记混编在一起，而《汉书》则是以身份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便被置于类传之末，这种变化受到当时经学的影响。参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第17～42页。 (16)例如余太山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西域传”入手，认为《汉书》的书写体例对后世正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见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7)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史记》中部分周边叙事早已散佚，乃是据《汉书》记载补充，由此说明其之间的相似性。见：A.F.P.Hulsewé(何四维)，China in Central Asia,125B.C-A.D.23(Leiden:E.J.Brill,1979) 12～25。 (18)平势隆郎认为，战国时代“夷狄”的出现，是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因此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下包含“夷狄”的存在。秦汉统一“天下”后，伴随着新的世界观念的产生，“夷狄”的意涵也发生了转化，变成指代“中国”之外“野蛮人生息的土地”了。见平势隆郎著，周洁译：《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62页。 (19)童书业早就提出，东西南北与夷蛮戎狄本身并不对应，将其一一对应的情况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经学的发展下逐渐固定。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载《童书业著作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4～522页。 (20)甘怀真在对《三国志·东夷传》的个案讨论中，将其视作是“经学的一环”，并认为“经学的史学有两面性。一是对经学的信仰，二是对客观真实性的信念。”参见甘怀真：《第三世纪辰王政权与东亚册封体制》，《新史学》(台北)，二十二卷三期(2011年)，第19页。 (21)《晋书》卷97，“四夷传·序”，第2531页。 (22)《晋书》卷97，“四夷传·史臣曰”，第2550页。 (23)有关唐初，基于确立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而进行的文化重塑，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4)在唐初值得注意的还有《汉书》学的兴盛，这为当时正史体例的固定奠定了学术基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0，“唐初三礼汉书文选文学”条，第441页。 (25)杜佑在《通典》中，亦有与前代正史不同之处，他将有关域外的记载集中在《边防典》，而将六子诸候之宾礼收入《州郡典》，初步区分了内与外的地域范围。可参考张哲绕：《〈通典·宾礼〉所见的唐代对外意识》，《史原》(台北)，复刊第六期(2015年)，第89～116页。 (26)余英时在讨论汉代的外交政策时，就曾指出：“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生活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见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载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然而汉唐时期编纂的史书中，却鲜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区分。 (27)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说：“(五代)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第922页)因此在材料多寡、势力不一的前提下，不少史书也在“四夷叙事”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例如欧阳修的《新唐书》中，就先立突厥、吐蕃、回鹘、沙陀诸传，再依次列北狄、东夷、西域及南蛮。 (28)《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85页。 (29)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92页。 (30)向达先生认为：“昙无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无竭则译其义，而《隋·志》又讹勇为景，其实一人也。”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2～573页。此书有部分遗文见于《翻蕃语》中，该书中亦有《历国传》的部分遗文(信行：《翻蕃语》，日本京都大学藏京都东寺宽保元年(1741)抄本)。 (31)杜佑：《通典》卷191，“西戎”总序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199页。 (32)在《考古编》中，程大昌说“外国地理书难信”，原因是“既欲张大释教，则所夸国土，略如释语之诞无疑也。”见程大昌著，刘尚荣整理：《程氏考古编》，收入《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33)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2，“东土震旦地理图”，《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313页上。 (34)葛兆光：《作为思想的古舆图》，收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116页。 (35)《隋书》卷33，“经籍志”，第986、987页。 (36)《太平御览》卷790，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502页。 (37)永昌郡自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到东晋咸康八年(342)取消郡治(见《晋书》卷15，“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41页)。 (38)《太平御览》卷359，第1650页。 (39)《梁书》卷54，“扶南传”，第783页。康泰出使及孙吴时期遣使南海一事，可以参见駒井義明：《所謂孫權の南方遣使につぃて》，《历史と地理》(京都)，二十五卷第六号(1929年)，第1～14页；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第二章“康泰等之使海南诸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20页；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40)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认为：“泰便历百数十国，必不止专记扶南一方，其大名当是《吴时外国传》，而《扶南传》则其中之一种，《扶南土俗》又《扶南传》之别名也。”(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82页。)伯希和未能给出理由，只是将其视作同一书(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扶南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95年，第75～119页)。陈佳荣支持侯康的看法，但认为总名应以《外国传》为宜，“吴时”二字“显系后人所加”，亦有道理(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第77页)。冯承钧支持向达的观点，认为“余疑不惟所谓《扶南传》者即《吴时外国传》之一部分，即《扶南记》、《扶南土俗》、与《外国传》亦实为一书。《扶南记》等名如非原书之子题，则系传抄者有意分之，后时沿袭，遂成二书耳”(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记》，第15～16页。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65页)。 (41)除向先生以外，清人陈运溶等亦曾辑佚，然均不及向先生所辑。见佛驮耶舍(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史学杂志》(北平)，1929：1，第35～41页。 (42)(4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60、3162页。 (44)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0页。 (45)Paul Pelliot,La Théorie Des Quatre Fils Du Ciel,T'oung Pao,1929,97-125.汉译本见：冯承钧译：《四天子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103页；列维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160～234页。 (46)《佛说十二游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147页；《法苑珠林》，卷44“王都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627页。 (47)伯希和这样解释这一说法与“四天子说”的关系：“看这段文字，只有三众，并不是按照四方分配四主的传说，可也不是发源于中国的一种传说，乃是康泰得自南海的，所以说‘外国称’云云。印度原来是否也在其内，或是康泰对于这种传说了解未善，或是印度只对于三个邻国想出此说，而将本国位置于三众之外，皆难知之”(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四天子说》，第97页)。 (48)近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1949)中印有关此问题的论述。近年来从正统论等的角度，对此事有不少解释，可参见：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食货月刊·复刊》(台北)，2：8(1972)，载罗炳良编：《宋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7～82页；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52～56页；Hok-Lam Chan(陈学霖)，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Chin,and Sung Histories,ed.J.D.Langlois,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56-106; Richard L.Davis,Historiography as Politics and Yang Wei-chen's Polemic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T'oung Pao,59(1983):33-72；古松崇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く·って——元代におけゐ〈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東方學報》(京都)，75(2003)，第123～200页。然而这些论述都未曾提及“外国传”的设立原由，也往往将元修三史背后的史学思想仅归因于正统论。 (49)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陶晋生：《对等：宋辽金时期外交的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50)《辽史》卷36，“兵卫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3页。 (51)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7，“辽史立表最善”，第587页。 (52)程妮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辽代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辽朝乌古敌烈地区属国、属部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3)(56)《辽史》卷36，“兵卫志”，第429页。 (54)《辽史》卷46，“北面属国官”，第754页。 (55)《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5页。 (57)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4页。 (58)《金史》卷72，“西夏传”，第2865页。 (59)《周礼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条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893页。 (6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61)卫湜：《礼记集说》卷148，“聘仪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20册。 (62)《金史》卷135，“高丽传”，第2889页。又如《宋会要辑稿》中记“(女真)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见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蕃夷三·女真”，第108页。 (63)《金史》卷134，“西夏传”，第2876页。 (64)薛居正进书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第326页。 (65)有关章宗削去薛史而用更具“华夷之辩”意味的欧史，是颇为有趣的问题。松崎光久通过讨论两部《五代史》中有关契丹记录的部分，发现薛史对于契丹的记载远较欧史更为积极，故而认为金章宗从史料和态度两个层面选择了欧史。但是，松崎的研究也无法证明薛史中已经使用“外国传”作为列传名。见松崎光久：《削薛居正五代史政》，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287～310页。 (66)有关《旧史》的辑佚及其问题，参见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203页。 (67)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明清时期的“重修宋史”运动与“外国传”的盛行》一文详加分析，亦可参见拙文《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43～148页。 (68)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1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1页。 (69)《四库总目》中就断言“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第412页)。此当源于邵晋涵所言，在《宋史提要》中，邵晋涵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3“宋史提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3册)。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宋史多国史原本”一节(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第498～500页)。 (70)宋人亦用“正史”称国史，正史常指某一朝国史，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见《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五月戊午条，第6903页)，而若是数朝通修的国史则通常称之为国史。 (71)《元史》卷156，“董文炳传”，第3672页。 (72)王应麟：《玉海》卷46，“景德太祖太宗两朝史”，江苏古籍影印浙江书局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876页上。 (73)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正》，《麟台故事残本》卷3下，“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3～314页。 (74)余靖：《武溪集》卷18，明成化刻本影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75)余靖生平见《宋史》卷320，“余靖传”，第10407～10411页。 (76)曾巩撰，王瑞来校正：《隆平集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7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5，“史部三·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9页。 (78)《长编》卷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寅条，第7830页；又见王应麟：《玉海》卷46，“元丰修五朝史”条，第877页下。 (79)《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一月壬戌条，第253页。 (80)《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5页。 (81)《南齐书》卷58，“交州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17页。 (8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3页。 (83)《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8页。 (84)在渡边信一郎的研究中，说明在早期“天下观”的形成中，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将天下理解为由同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统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中国这样的政治社会，这是今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另一种是“将天下理解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帝国)，这是古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而本文此处所说之“天下”更偏重于复合型政治社会面貌的“天下”。参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对照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85)《长编》卷92，天禧二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129页。 (86)《长编》卷93，天禧三年三月丙寅条，第2139页。 (87)《长编》卷93，天禧三年十二月丙午条，第2174页。 (88)《长编》卷87，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条，第1949页。 (89)《长编》，点校说明，第1～2页。 (90)《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地理类存目”，第625页。 (91)(92)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1、49～58页。 （原文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