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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唐时期的《外国传》 虽然直到宋元之际，“外国传”才逐渐成为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名，但是用“外国传”作为记录域外历史、事迹书籍的名称，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有萧齐释昙景的《外国传》和刘宋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两书。(28)《历代三宝纪》中也记有《外国传》五卷，据说是永初元年(420)黄龙国沙门昙无竭和释僧猛等二十五人共游西域二十余年的行记。(29)虽不能完全确定这里所记的《外国传》与前述两种是什么关系，但不难猜测，释昙景的《外国传》(30)和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也都是西行僧人的行记。与之类似的书还有不少，《通典》中记：“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法师《外国传》之类”，(31)可见当时西行僧人的行记多以“外国”为题。这类书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即在书中表现出佛教的宗教性，实现其宗教意义，宋代的程大昌也持有相同观点。(32)所以，用“外国传”作为行记名，也可以视作是出于宗教的考量。 生活于5世纪的佛教徒使用“外国传”作为西行行记的名称，无疑是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这个世界观中有关空间的概念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观点，佛教徒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和南瞻部洲组成，中国、天竺与其他许多国都在南瞻部洲上，世界至少应有天竺和中国两个中心。宋代的释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便说：“谈天地之极际者，无若佛经……世儒谓之中国，且据此地自论四方之中耳。儒家谈地，止及万里，则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33)如此讲来，佛教的世界观中有一个比中国想象世界更为广大的整体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结构。(34)在此不妨做一番推测：在描述所谓南瞻部洲，尤其是“居天下之中”的天竺时，相较于深受“华夷之辩”影响的传统中国所使用的夷狄、蕃国等具有道德、秩序、文明高下之分的名词而言，“外国”一词显然更容易为佛教徒接受，也更接近佛教经典中的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时期所出现的非佛教徒有关西域的著述多用“诸蕃”为题，如《诸蕃风俗记》、《诸番国记》等。(35) 不唯佛教中早在5世纪前后已有以《外国传》为篇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有一本《交州以南外国传》，该书大部分内容已散佚，仅在《太平御览》中还残存了几条材料。这些材料分列西屠国、金邻国、波辽国等条目下，大致指示了各国的相对地理位置。(36)根据其中“究原国”和“奴后国”条均以“永昌”为地理坐标，推测该书所载信息来源之年代或可早至4世纪左右。(37) 同样原书散佚，但在《太平御览》等书中还残留部分内容的是《吴时外国传》。《太平御览》中引用此书时，大多只标注书名，而卷三五九中则标注为：“康泰《吴时外国传》”，(38)由此可以推测，该书是约在245年至251年间孙权派遣通过海路对外通贡的康泰根据沿途经历所著。(39)由《太平御览》和《艺文类聚》等书所保留的材料来看，原书内容应当十分丰富，包括扶南、大秦、天竺、斯条等数十国的历史、风俗、方物等，与后世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书的书写旨趣大致相仿。在历代典籍中，还有题作《扶南传》、《扶南记》、《扶南土俗传》等书，但从作者及内容考证，前辈学者大多认为应当视作一书，(40)向达为之做过辑佚。(41) 司马贞为《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多善马”条所作索隐也值得注意。司马贞注中说：“《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42)同样的，在《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下有张守节《正义》，也说“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43)《索隐》与《正义》所引内容完全一致，可以据此认为两者所引的是同一本书，即康泰的《吴时外国传》。(44) 这一条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其名称采用了“外国传”，还因为这条记录中所体现的世界形态：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天下”中，“中国”、大秦、月氏都是其中的国家，而且三国各有特长，那么仅以此来论述“中国”为这个世界中唯一进步的文明中心，就显得不太合适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或许是受到南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其与印度历史上非常流行的“四天子说”非常相似。(45)这一说法一度在南亚世界非常流行，因而也影响了佛教的世界观念。从4世纪左右翻译的《十二游经》开始，在多部汉文佛教典籍中都记有这样的世界形态：“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饶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46) 有关“四天子”的传说中，康泰的《外国传》是目前可见时间最早的史料，由此很难论定该书是否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有趣的是，可能成书于4世纪左右、专述南海的《交州以南外国传》也采用了“外国传”的说法，这恐怕很难视作是一种巧合。因为目前大概无疑的是，“四天子”说是发源于南海的一种古老传说，而并非是源自中国本土的传说。(47)而无论是“四天子”还是“三天子”，这样论述的核心是多个天子同时并存于天下之中，那么“外国”不仅仅是对域外国家、政权的一般性称谓，更意味着“外国”是与“中国”具有相当地位的“国”，这也就不同于通常认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想象。 可以说，“外国传”无论是否是佛教徒所作，都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中国立场的观点，这种观点以更为广阔的世界为立足点来看待世界秩序，其背后所代表的意涵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中国以外的国家/区域”，而带有与中国并立的意味，在佛教徒所记录下的《外国传》中，这种意味更为突出。此处“外国传”之意涵，与日后正史中《外国传》亦有相通之处。但是，有关“外国”的表述与世界想象，似乎始终是有关世界秩序讨论中的低音。这种世界观随着佛教的逐渐“中国化”和经学的发展，其本身意欲与传统中国思想分庭抗礼之势也日渐式微。虽然到了宋代释志磐撰《佛祖统纪》时，仍然将“中国”划作南瞻部洲的一部分，但是来自古远南亚的世界观念及其延生出的“外国”概念，始终无从影响政治、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官修正史。 三、元修三史中的“外国传”与“蛮夷传” 元修《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全然颠覆了正史中的“四夷传”的命名与叙事传统。其中《辽史》有题为“二国外记”、《金史》中有题作“外国传”的列传，用以记录西夏、高丽二国与辽金的历史往来；相应的，《宋史》中立有“外国传”与“蛮夷传”，区分出“境内”与“域外”有关异族、异域、周边的记载。以往的史学史研究，几乎都就“三史分立”有较详细论述，但极少关注到《宋史》与《金史》中新设立的“外国(列)传”。(48)这两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显然有相同的背景，但又暗含了不同的观念与思想。因为“三史分立”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正统性(“中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政治中心的并立，而“外国传”的出现还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文明性(“诸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文明群体的并立。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轻言元代史官抛弃了正史书写的传统。正史的功用除了记录过去世代的发展过程以外，还是价值判断的载体，因此纂修前代史不仅是叙述前代旧事，还要给人物、政治等“盖棺定论”，一种典型的方式就是将不同的传记组成不同的类传。元代初年即开始有关宋辽金三朝孰为正统的旷日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正史编纂思维逻辑下展开的。但是，即便元代史官深受汉唐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却又不得不面对10世纪至13世纪曾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始终未出现统一的局面，也未曾出现相对集中的单一政治中心，而是长期处于“复数王朝”的政治格局。在宋辽、宋金“两个天子”的对峙之下，有西夏、高丽反复于南北两侧，同时宋、辽、金又依照各自的传统和经典朝贡理论构建起各自的“朝贡圈”(49)。虽然“帝国想象”始终影响着传统中国士人的世界观念，但现实政治才是历史书写的真实来源，因此在观念与想象的对弈中，迸发出正史体例的新可能。 正史书写是以帝王(本纪)为中心而展开的，透过表、志、列传等综合性地体现国家结构与统治秩序，其中对外交往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环，在史书中的体现就是“四夷传”部分。诚然，现实政治中，不免会有势均力敌的邻国、异族政权出现，但在秩序井然的正史中或不加区分地算作夷狄而纳入“四夷传”，或强调其非正统政权而另设“载记”(如《晋书》中以“载记”为列传类目名，记十六国政权诸君主)。但在元代史官的笔下，有关宋辽、宋金的历史往来，均未以列传列入三部正史。这或许是因为三史分立，避免重复，但就其书的整体结构来说，可能元代史官另有考量。如《辽史》就将辽宋之间视为邻国/敌国关系，“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虽然双方交战互有胜负，但宋始终是辽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备对象，这不是元代史官的“后见之明”，在辽代所撰“旧志”中就“唯以敌宋为务”，而且宋与辽之间最终各为正朔，也未形成“朝贡关系”。(50)正如赵翼曾说，“盖以夏、高丽、女直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51) 《辽史》中有关域外世界的主要记载被分别安排在《兵卫志》的“属国兵”、《部族表》、《属国表》和《二国外记》中。元朝史官将大部分与辽有往来的政权定位为“属国”、“属部”，其意涵与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颇为相似：(52)从军事上来说，这些属国属部需要配合协同辽的军事行动，“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53)从官制设置上来说，则“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54)从政治上来说，不仅诸国、部皆臣服于辽，而且“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55)依《辽史》所言，“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56)就其周边来看，除宋以外悉为属国的范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丽和西夏皆属于辽的属国，《辽史》中除将四国列为属国之外，又别立《二国外记》专门记载高丽和西夏的情况。这与《金史》中的设置情况颇有共同之处：在《金史》设有《交聘表》专记宋、夏、高丽与金的使臣往来，同时又在末卷设《外国传》专记西夏、高丽与金的战争等往来。 事实上在元代修史时，针对三史中有关西夏、高丽记录如何处理便存在疑问，苏天爵就曾致信欧阳玄提出：“高丽、西夏皆尝臣服于宋、金，及与辽人战争，今于三史，当各附见乎？或别为书乎？”(57)可见至少在当时，三史的纂修面临着当如何处理“偭乡无常”又周旋于各国之间的夏、高丽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纂修前代历史时，简单地将三史分立并不能够完整地展现之前一个多国、多文明体并立的时代，因此不能沿袭、效仿汉唐正史的体例，将其悉数纳入以方位为区分标准的“四夷传”中。即便是三史中最接近前代“四夷传”结构的《宋史·外国传》，也是先立西夏、高丽、交趾、大理四传，再以南、西、东的次序分类叙述诸国。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史官不仅改变了前代常用的“四夷传”等具有华夷区分、政治等级的列传类目名，也有意识地开始抛弃前朝“四方蛮夷”的叙事次序，于是正史中所展现的内与外之关系，由以往单一中心与同质的边缘，一转而成为相对的中心与等级化的边缘。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通过正史叙述的转变实现对现实的再度秩序化。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在《金史》中作“外国列传”，何以在《辽史》中作“二国外记”，两种名称的说法是否存在不同？ 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四年三月进《辽史》、十一月进《金史》。两史有关西夏、高丽部分互有照应，如《西夏传》中有“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贡不绝，事具《辽史》”，(58)从而避免与前史重复，因而于此作一推论，两史之别或为元代史官有意为之。尤其是对比《金史·交聘表》与《辽史·属国兵》两部分的命名，所谓“交聘”，一来一往谓之“交”，(59)诸侯使大夫来献则为“聘”，(60)换言之，交聘所指的正是两国互派使臣。宋人也曾说“天子之与诸侯，诸侯之与邻国，皆有朝礼，有聘礼”，(61)所以“交聘”二字显然与“属国”有别，更倾向于对等的交往，因此《金史》中作“外国传”以有别于《辽史》中的属国。就史实而言，“金人出于靺鞨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祐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62)而西夏与辽始终保持着甥舅之国的关系，虽然西夏自天会二年(1124)向金奉表称臣，但是正大元年(1224)双方再次和议则改称为兄弟之国，各用本国年号，由此夏、金成为对等的两国。(63) 因此，从元代史官分修三史，又依据《辽史》、《金史》的叙事结构分析来看，相对汉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强调由“内”向“外”的政治层级、体现经典中“帝国想象”的叙事结构来说，元修三史更多地透过不同分类来说明10～13世纪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在此格局中的不同层次的族群关系。于是汉唐以来，“内诸夏外夷狄”的政治理想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周边印象，也在元修三史的“外国传”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政治群体的角力和“外国”意识的凸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