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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柯林武德生前在同时代的英国思想界并不彰显，其思想主要是随着遗稿《历史的观念》(1946)的出版才逐渐为世人认可。二战后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与战后英美史学理论的兴起相关，早期的柯林武德研究主要围绕历史哲学问题展开，探究其在整个历史哲学发展史中的贡献；与此阶段相交错，第二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关注柯林武德的整体思想，重点批判和清理诺克斯的“彻底转变假设”；随着柯林武德手稿的编辑出版，第三阶段的研究则更为深入，柯林武德多层次的思想面向也得到揭示，特别是作为哲学家的柯林武德受到英国本土思想界的更多关注。 关 键 词：西方历史哲学/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作者简介：顾晓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讲师。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其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风谲云诡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涉猎领域极为广泛，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艺术理论、政治学等学科，在牛津大学不仅担任罗马史讲座教授，其前任是罗马史权威蒙森在英国的传人哈佛菲尔德(Francis John Haverfield,1860-1919)，而且于1935年荣升温弗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后继者是分析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开创者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对于当今学科壁垒森严的专业化学术环境来说，这不愧为一个传奇，对于柯林武德而言，他在《自传》中则把一生的成就归咎于儿时自由的家庭教育以及牛津大学的古典人文教育。历史发展的吊诡是，与风云莫测的战争年代相对照，英国的思想界却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分析哲学运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无疑是这场运动的旗手。正是在此背景下，柯林武德被看作是“旧”时代的辩护者。直到遗稿《历史的观念》出版，他的思想才随着英国历史哲学的复兴而为世人认可。而时到今日，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人们逐渐认识到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柯林武德的思想也就自然地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本文主要对《历史的观念》(1946)出版至今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进行评述。首先，在整个战后英文世界的历史哲学发展脉络中，来叙述学者们对于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成就得失的研究；其次，围绕柯林武德的学生诺克斯的编辑意见所展开的论争，来评述学者们对于柯林武德整体思想的研究；最后，随着1978年柯林武德手稿的出现，西方的柯林武德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他的思想定位和学术成就研究越出了早先的历史哲学领域，研究社群逐渐从外围返回到本土，英国学人也逐渐认识到柯林武德作为本土思想家的重要性。 一 第一阶段：历史哲学论争中的柯林武德 以现在的眼光向前回溯，作为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跟许多经典作家一样，柯林武德提出了许多对历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为二战之后历史哲学的复兴提供了原动力。就像杜森(W.Jan van der Dussen)所说的那样，“就《历史的观念》的接受史以及对其中观点的讨论，可以写成一整本书。这一历史不仅本身会有价值，而且也会构成二战后历史哲学史中的基本要素之一”①。如果对二战之后的英美历史哲学有所了解，就可知像沃尔什、威廉·德雷这样的历史哲学家都是通过阐释柯林武德的观点而获得声誉的。 沃尔什可能是首位对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史上的价值进行了总括性评价的学者，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沃尔什把柯林武德归入到像狄尔泰、克罗齐一样的唯心主义阵营，同时又与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那样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形成对照，而称之为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界限的划分是“从辨明他那题材的存在本身的合理性而开始”②，在英语世界，这一形式“是由历史哲学方面在语言上最为清晰而又最为深刻的作者之一柯林武德所提倡”③。 沃尔什在遵循柯林武德的道路上试图在“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寻求某种和解，并提出一种历史学中的“综合”(colligation)概念，认为对历史的解释并不能通过一种“移情”的直觉行动(intuitive act)而获得，解释过程要“隐然地参考普遍真理”④，而这就需要实证主义来提供保证。沃尔什就此标准而认为：“柯林武德的主要论纲是经不住考验的。我们以直觉的洞见一举就能掌握和理解过去的人的思想，这是不真确的。我们必须通过解释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来发现他们思想着什么，并且找出他们为什么那样想；而这个解释过程也就是我们在其中至少要隐然地参考普遍真理的过程。”⑤沃尔什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定位，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帕特里克·加登纳(Patrick Gardiner)站在科学统一化的立场上对柯林武德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反对柯林武德把历史事件分成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认为历史学家并不能通过窥视行动者的心灵而发现发生在那里的思想，柯林武德的错误在于运用“内在—外在的隐喻”(inside-outside metaphor)来描述人类的行为，而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⑥。加登纳认为并不存在一门特殊的历史学，那是因为“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常人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⑦。 针对沃尔什的直觉主义定位，艾兰·多纳根(Alan Donagan)提出了相反的解释。他批评许多柯林武德的解释者们只是关注于《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形而上学后论”部分的“作为过去经验之重演的历史学”和“历史学的题材”章节的内容，而忽略了“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证据”中的论述。柯林武德在后面两个章节中“已经详细阐述了完全推论的和非直觉的历史证实理论(theory of historical verification)”⑧。多纳根结合柯林武德在考古学上的成就来论述“重演论”的内涵：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过去的行动，必须重新思考(re-think)过去人们行动当中内在的思想，但这种“重思”(re-thinking)并不意味着是直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中“通过反复地想象性构造，并依靠证据进行修正，最终在确实的证明中得出历史知识”⑨。重新思考过去的思想只是完成历史研究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多纳根看来，解释者们错误地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描述为历史的工具方法，他认为“重演论”是要阐明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而且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哲学问题⑩。 沃尔什还进一步批评柯林武德把历史学的对象限定在思想本身，从而忽略了人类过往活动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针对这种唯智识主义的(intellectualism)质疑，德雷则深入分析了《历史的观念》中“历史学的题材”这一章节的内容。他认为柯林武德所说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reflective thought)。这种反思的活动不仅仅是作为对象的思想本身，而且是思想着思想的活动，属于第二级的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这一观点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下的那个“思想史”，“战争、经济的活动以及道德的决择同样都是历史理解所宣称的开放领域”(11)。德雷进一步认为，柯林武德对“历史思维”的论述是基于历史认识层面的论证。人类意识中包括“感知”(perception)、“察觉”(awareness)等复杂的层面，历史思维中的意识不是记忆或感知的意识层面，而是察觉到我自己在思想着，也即是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层面。柯林武德把这种“意识到我正在思维”称之为“反思”，以使之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上的“直接经验”和“感觉”区分开来，从而得出历史知识是人类心灵的自我认识。在此意义上，德雷常常把“重演论”阐述为“历史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理论，“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对历史理解的全部认识是为了阐明历史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的研究……它要求实践理性的运用”(12)。 如果全面探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状况，必然要与这段时期整个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发生关联。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家卡尔·亨佩尔于194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普遍定律在历史学中的功能》一文，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总结出一套解释框架——“覆盖率模式”(Covering Law Model)。亨佩尔以此而宣称，只有使用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普遍定律，才能保证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13)。此文对分析的历史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换言之，也可以说这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在方法论上的宣言书。这也使得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问题来展开。1957年，德雷出版的《历史学中的定律和解释》一书就主要参照柯林武德的论述，与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式”针锋相对，提出了历史解释中的“合理行动原则”(The rationale of actions)(14)。 1960年在美国创办的历史哲学期刊《历史和理论》就成为了这场论争的战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历史哲学家都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立场(15)。到了20世纪70年代，皮特·斯卡格斯塔德(Perter Skagestad)细致分析了波普尔和柯林武德之间的异同，认为波普尔的“问题情势”和柯林武德的“重演论”之间可以建立起联系，提出一种调和亨佩尔路数的“波普尔—柯林武德进路”(The Popper-Collingwood Approach)，认为“这一解释路径不需要提及先决条件，也不引起任何类似于规律的概括，而是把行动植入到独特的语境中，以使之被视为对某一问题的合理回答”，“人类思想被历史地建构并不是作为心理的过程被建构，而是基于合理论证的逻辑链条”(16)。雷克斯·马丁(Rex Martin)在《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论》一书中，就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研究史作为串联整书的主要线索，批判地论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有关“历史解释”的论争，“努力想使人性科学和历史主义，更精确地说，使‘覆盖率’和理解的观点，能在一个中间的立场上达成和解……为了达到对当代哲学的建构，历史哲学可能只有在其过去彼此不协调的观点实现和解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17)。 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们想按照早期分析哲学的路数，通过逻辑和语言分析来批判和澄清过去历史学家们对于概念和语言的误用，希冀为二战之后历史学实践的方向奠定逻辑基础。但是，他们往往轻视和忽略了历史学家们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实际上也很少关注他们的成果。特别是历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历史学作品中只剩下僵硬的结构模式和冷冰冰的数量关系，历史学也失去了往昔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这些现状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历史学的价值和目的到底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就是在摒弃分析派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回答这一问题。 在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中，值得一提的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另一位重要解释者戈德斯坦(Leon J.Goldstein)。他虽然可以说是分析派历史哲学大家族的一员，但却是十分特殊的一员，他的历史哲学常被称之为“极端的简约主义”(radical minimalism)(18)。戈德斯坦明确批判分析派历史哲学家们不关注历史学家实际工作的缺陷，认为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历史证据，而不是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他首先区分实在的过去(real past)和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两个概念，进而认为历史的过去是由假定性构造(hypothetical construct)的事件构成，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历史证据。“历史学家唤起的过去并不是如其现在所是的那个实在的过去，而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建构：当然，这不是像写小说那样自由的创作，或者是为了宣传的目的有倾向性的伪造，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他拥有的证据而进行的构造。”(19) 分析的历史哲学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假定实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之间有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这种实在论的真理观在戈德斯坦这里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认知主义的建构论(Constructionism)，他认为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历史学家主体的认知构造(cognitive-constructive)。依照这一标准，他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他首先把柯林武德描述为一位坚定的反实在论者，认为这并不会必然导致批评者所认为的历史怀疑主义，进而探讨柯林武德从《知识的图式》到《历史的观念》之间的发展过程。戈德斯坦重点分析“历史的想象”和“历史证据”两个章节的内涵，认为柯林武德最终想要建立一种自律性的历史学，“当我们拥有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就拥有历史。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有组织的建构。我们拥有广泛共享的技术和普遍认同的结论。总之，我们有主体间性的规则(inter-subjective discipline)，历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家个人从事的，但是他们都致力于拥有确定性特征的共同事业”(20)。 虽然戈德斯坦的假定性构造与海登·怀特的诗性预构(poetic prefigurative)有着重大的差别，前者强调的是科学的技术手段与合法程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它更类似于亨佩尔的“覆盖律”，后者所关注的是历史写作中的艺术性或诗性要素，它更类似于文学理论中的“修辞学”(21)。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辩护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共同持有反实在论的立场。作为史家出身的怀特更能体会当时历史学实践的现状，更能有效地在历史学学科内部实现历史编纂学的哥白尼式变革。 1973年，《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出版。怀特运用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理论——转义学(Tropology)——来分析19世纪经典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作品，以展示19世纪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当怀特把经典史家的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来进行语言符号的剖析时，我们就会看到，分析的历史哲学所讨论的历史解释只是怀特宏大结构中的一个要素，这一科学的论证模式与诗学的情节化模式以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共同构成历史文本的一个部分。他指出：“在史学家能够把表现和解释历史领域的概念工具用于历史领域的材料之前，他必须先预构历史领域，即将它构想成一个精神感知客体。”进而认为：“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因为，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它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这种结构以后会在史学家提供的言辞模型中，被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22)在怀特看来，这种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诗性预构就构成了任何一部史学作品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 由之，当怀特转向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的时候，就不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所讨论的作为历史解释一个特例形态下的历史叙述；在怀特这里，历史叙述则是历史学家表现过去的言辞结构。历史叙述就不再是一个长句子(sentence)，尽管其中有对应历史事实的命题，但其本身却不是一套扩展的命题。它是一套关于语言使用的句法，已经超出句子之外了(23)。这个超出的部分就是历史学家在使用日常有教养的语言来表现过去所展现的审美和道德诉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57年，怀特曾发表论述柯林武德和汤因比的文章，认为英国的历史编纂学仍停留在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的层面，并没有像德国的历史主义学派那样形成自己独特的史学流派。如果说有的话，勉强可以说只有一个流派，那就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谓的“辉格史学”。只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历史学家才开始思考历史知识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就是柯林武德和汤因比。“总体上看来，他们的著作都是在抨击历史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柯林武德的资源就来自体现在狄尔泰和克罗齐思想中的大陆历史主义。”(24)怀特把大陆的历史主义称之为“自我意识的历史哲学”(self-conscious philosophy of history)，进而在当时整个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论述柯林武德的贡献，认为“柯林武德的心灵哲学类似于康德，历史的概念类似于黑格尔、狄尔泰和克罗齐，文化理论则是柯林武德自己原创的”(25)。 在怀特的解释中，柯林武德更像是一位大陆的存在主义者，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持久兴趣源自科学哲学处理当时道德问题的无能，同时也就体现出柯林武德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怀特虽然在其成名作《元史学》中没有重点讨论柯林武德，但是在多次访谈中谈及柯林武德和克罗齐是他学术思想最初的灵感源泉(26)。海登·怀特反对科学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霸权地位，进而辩护历史学家的审美和道德诉求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基础地位，同样是基于他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当作一种学术行动，一种社会实践。就如19世纪历史学的黄金时代那样，这正是怀特期待历史学的价值和目的所在，也是怀特的“元史学”超越分析的历史哲学向实践的历史本体论回归的奥秘所在。 1986年，《历史与理论》刊发一组主题为“认识历史与叙述历史：盎格鲁—撒克逊的辩论”的论文。安克斯密特把这场辩论描述为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遇到了危急时刻，将这一困境称之为“知识论的历史哲学”(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两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他认为知识论的历史哲学有四个根源。它起源于：(1)对德国历史主义的拒斥；(2)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拒斥；(3)企图提供以覆盖率的前提为基础的关于历史解释令人满意的重构；以及(4)不同形式的柯林武德主义的解释学(27)。知识论历史哲学的论争，总是被覆盖率模式的追随者和柯林武德遗产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所支配。值得一提的是，安克斯密特将柯林武德主义的解释学传统定位为“分析的解释学”(analytical hermeneutics)，使之区别于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德国(或大陆)的诠释学传统(28)。他认为，英语世界的历史哲学只有到了海登·怀特这里，才经历了其语言转向，“语言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只是伴随着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的出版才以其真实的色彩出现”(29)。伴随着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由柯林武德和亨佩尔引发的历史哲学论争也就此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