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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物—事—理：探索新时期遗产事业理论新框架 人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是个哲学层面的大问题。相对于物，似乎人是目的，人总是将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值得人为之献身的东西、事情？即便是再自私、贪生怕死的人，恐怕对此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给予否定性答案。 这是意识层面的一种认识。最近的科学发现，在无意识的遗传和基因层面，按照自私的基因理论，人只是基因的载体，是基因遗传和种系繁衍的中介。因此，群体大于个体，就群体进化来说，个体的使命，便在于基因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文明的赓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1949 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提出人类几大重要文明各有其历史的轴心时代的概念，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便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长远而巨大的影响，但这并未使得人变得更自私，而是使得文明的方向感与责任心更强，协作范围更广。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见解便是，个体应修身养性，格物致知，然后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此看来，人某种程度上也只是手段而已，是为了实现某种更大的使命——比如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工具。 人被视为能超越自身肉体进行适应的动物，工具、物只是人的延伸，帮助人实现自己的目的。遗产是物超时间超空间凝聚着前人的文化密码的给予人的延伸。人又是能够赋灵的动物，“万物生成皆神圣，一草一木总关情”。人自己有灵，并能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与物的关系，也并非延伸这般简单——人总是在建构物人关系的创造性范式，总是在不断超越。 就文化来说，对于人，物曾经是用品，是人依靠来获得生存资源、改善生活条件的手段；后来又发展出祭品、随葬品，物被用来沟通天人和生死之间的隔阂，以达到人的超自然的愿望；某些物还成为了礼品，用来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成为可以交换的艺术品、商品，等等，用来丰富人的需求，标识人的品位、地位和社会身份，等等。将物作为科学研究的标本，当成藏品、展品，则赋予了物新的功能和价值，而这是博物馆、文博事业等的新贡献。在这个新视角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文物、遗产，是物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之后作为信息、知识、价值的载体，而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人与世界的整体关联性的独特作用。物的科学性、审美性、历史性价值的发现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吕克昂（Lykeion）学园的收藏和缪斯神庙的献祭的漫长历史，而其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最终汇流与突破，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机构和体制——博物馆和文博事业等。同理，博物馆之外的古迹遗存也因此而受到博物馆化和遗产化的对待与处置，而且其历史性基因的占比也越来越重要，文物与遗产主要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跻身于现代社会。鉴于人类文化的模因主要就是知-行模因，因此，它们便可以被视为是人类文化宝贵的DNA。也因此，文博事业其实也是一项负责人类文化传承的事业。 人与物与人的结合与互动，构成了社会实践（事），正是文化模因的展开并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其中所体现的理（社会与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人及其社会的价值的实现和积累。无论对于物的哪种形态、哪个阶段，都可作如是观。文物的功能研究、价值研究，其实就是其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是人超肉体的适应方式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指向过去，同样也指向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种超越性所带来的时间空间和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 因此，物与人是认识的具有信息源功能的枢纽性载体，而事则是建立整体性认知的一个框架，它们的历时态的演变，构成了人类历史和意识中的世界与世界观。正如遗产事业已证实的那样，物的功能、信息与价值会随着历史进程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和扩展，因此，围绕物，关于文化，总是可以不断讲出新的故事，发现新的价值。 物人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三重面向：其一是由物见人，其二是世界是人的镜子，其三是人是世界的赋灵者和价值创建者。遗产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因此，价值既有客观性，也有导向性。后者往往也是主观的，而主观未必就是反科学的。因此，真善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类文化的演进方向总是具有政治正确和伦理道德正确的客观要求。 文博事业其实也是在以物为媒、以物人关系为核心为历史科学与艺术塑像，为真善美塑像。文博事业一方面以保护为己任，一方面以利用为鹄的，推动和引导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在传承中可持续科学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