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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考古识旧物 汉阙展新颜 ——考古在渠县汉阙保护中的作用 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岁月中，经人类的使用、重建、损毁，脱离了当时的背景环境，以致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湮灭、缺失。其原貌如何，仅凭借文献资料和遗产现状，无法全面了解。而考古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成为我们打开文化遗产宝库的一把钥匙。四川渠县汉阙保护规划编制中的收获，正能说明这一点。 目前全国现存汉代石阙仅30 余处，渠县以6 处7 座汉阙居全国之首，且保存最集中，整体保存状况最好，在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史和艺术史的相关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渠县汉阙早在建国初，即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先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期以来，对渠县汉阙的认识，一直限于年代均为东汉时期、性质均为墓阙，除沈府君阙为双阙外，余皆仅存独阙。文物部门对渠县汉阙开展的多次专项保护研究工作，均是基于上述认识。 但这些认识能否涵盖渠县汉阙完整的价值？汉阙所属的墓葬在哪？有没有神道？汉阙与墓主身份是否有关？墓葬设置有无规划？这些问题的答案，无论从遗产面貌本身，还是从文献记载中，似乎都无迹可寻。直到借编制渠县汉阙保护规划之机，对其开展专项考古勘探工作，才揭开了谜底。 依据考古发现对渠县汉阙内涵的重新审视 2012 年7 月至8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渠县汉阙进行勘探，以汉阙为中心，采取2×2 米梅花点布孔方式向四面展开，勘探面积近2 万平方米。这次考古工作，扩充了对渠县汉阙文化遗产内涵的认识，还原了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为更好的开展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依据。 以往对渠县汉阙的认识仅限于石质文物本体。通过此次勘探，我们发现了渠县6 处汉阙所属的墓葬、神道，且根据钻探成果，基本掌握了每座墓葬的位置、形制、规模和结构，每座神道的长、宽尺寸及神道走向。也就是说，以往对渠县汉阙文物本体的认识是局部的，还应包括所属的墓葬、神道，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依据考古发现对渠县汉阙价值的评估 首先，渠县汉阙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汉代墓阙的使用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一般认为，墓葬的形制、规模与墓主身份等级密切相关。而渠县6 处汉阙所属的墓葬，有的带一条墓道，有的为不带墓道的长方形砖室墓。其中墓室面积最大的冯焕阙，约121 平方米。最小的为赵家村西无铭阙和赵家村东无铭阙，前者墓室面积约21 平方米；后者虽有三座大小相近的墓并列，但三者面积均较小，分别为18、20.5、24.7 平方米。根据这一现象推测，渠县地区汉代墓阙的使用并不严格，带一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可建造墓阙，小型长方形竖穴墓也可建造墓阙。 其次，我们对渠县汉阙所在的墓地布局有了一定了解。6 座汉阙的神道方向并不一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有4座，但角度均不相同（在简报平面图上，以汉阙为原点，测量神道与正东方向的夹角所得数据）。呈西南—东北走向的1座，呈东北—西南走向的1 座。可见，渠县地区汉墓墓阙和神道的方向并无定例，结合几座墓葬均在相对较高的山坡或山顶这一共性推测，神道和墓葬可能均为依山而建，墓葬所在位置地势较高，墓阙所在位置地势较低。 最后，还对渠县汉阙神道形制、特征也有了一定认识。神道基本位于两阙之间，或略有偏差。神道的长度、宽度差别较大。因渠县地区原地表凸凹不平，神道修建时采取了低垫高平的方法，形成平坡状简易路面，因此较突出的地表部分就建成了凹槽，甚至有些路段直接开凿在山体上。 在新认识基础上开展遗产保护与研究 已往渠县汉阙的保护对象为6 处7 座汉阙石质文物本体，因此文物部门仅在汉阙外修建围墙，重点保护范围以围墙为界。通过此次考古勘探我们已经了解，每处汉阙的遗产构成均包括汉阙、神道、墓葬，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保护对象，根据新材料扩大保护范围，将墓葬、神道一并纳入汉阙的保护工作中。又因神道、墓葬属地下埋藏的文物，故要将针对遗址和墓葬所采用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引入渠县汉阙的保护中来，充分考虑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因素对地下文物的破坏，有针对性的采取保护措施。 余论 考古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遗址的内涵、性质、结构和布局、价值等问题的判断，都必须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才能明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其他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的探索，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如广汉三星堆遗址，于1988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01 年即着手编制保护规划。在2014 年开始编制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大纲时，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多年来的考古收获为依据，更新了以往对遗址年代、分布范围、内涵价值的认识，为科学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和丰富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三星堆遗址展示利用规划，获得各方好评。 又如为了配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罗家坝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于2003 年、2007 年陆续发掘，清理多座墓葬、灰坑及与建筑相关的遗存，出土各类器物千余件。这些新发现，极大丰富了对罗家坝遗址的认识，并修正了此前的一些观点。这些新发现和新认识，正是罗家坝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的依据。 此外，在乐山大佛保护规划编制、蜀道申遗、《考古宜宾5000 年》展览等工作中，考古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既要结合相关文献，对遗产予以全面了解，更要充分认识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价值解读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主动开展考古工作，并将考古研究贯穿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全过程。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