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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主与官员对智库的使用 君主与长官对智库的使用也有多种形式。朝会、奏对与上疏。上述多种智库形式，大部分是因职位而产生的，因此，朝会、奏对，自然成为皇帝使用智库最常见的方式。在这方面，处于“智库”职位的官员与其他官员并无明显区别。他们的优势是常侍皇帝左右，对军国大事比较了解，所言多能切中要害。 通进奏章，是“智库”官员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渠道。这些官员中，谏官与使臣所上章疏尤为特殊。对于谏官来说，上奏章是其最本职的工作，而且谏官拥有其他官员所没有的“风闻言事”的特权，他们与台官相结合，常成为皇帝制衡丞相的利器，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使臣，他们多因负有特殊使命，所上章疏也非常有针对性。在宋代，使臣出使外国，回国后撰写奉使记（录）成为一项传统。他们所撰写的奉使报告，也成为朝廷了解外国国情、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经筵议论。对于经筵官来说，经筵议论则是他们发挥智库作用的主要渠道。经筵讲读中，皇帝经常会出言询问。作为一国之主，他的问题不一定是经史方面的，而往往会涉及时政得失。一些讲读官也往往在讲论经史之时夹带“私货”，讲述自己的执政理念，进而影响皇帝决策。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蔡京借着侍读的机会向宋哲宗推行他的新法。又如据《明史》记载，刘珝“性疎直。自以宫僚旧臣，遇事无所回护。员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继晓下狱，珝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辈左道乱政，欲动摇东宫。珝密疏谏，谋少阻。素薄万安，尝斥安负国无耻。安积忿，日夜思中珝。初，商辂之劾汪直也，珝与万安、刘吉助之争，得罢西厂。”（《明史》卷168《刘珝传》）讲官刘珝在明国本之争与东厂废罢等事件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起草文书。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下，日常行政通过文书进行。上述智库官职中，有些职位如翰林学士负有起草诏书之职；对各级行政长官来说，很多文书也多出自幕僚、师爷之手。智囊人员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途径便是起草文书。因为在起草文书中经常需要与决策者互相商量，文书的执笔者往往能影响君主或长官的决策。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与翰林学士钱惟演讨论宰相的任免。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名相寇准为一党，丁谓为一党。钱惟演是丁谓一党的人物，他身任翰林学士，在与宋真宗讨论宰执的任免中，评论人物，多次说服宋真宗改变主意，在党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翰林学士在唐宋时号为“内相”，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编撰典籍。智库官职中，史官、馆阁类官员负整理典章、编撰史籍之任。编撰典籍是智库官发挥作用的又一重要途径。当代的智库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分析形势，注重作预判性的研究，而古人则更重视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一是从道德上讲，中国古代社会多讲究“以孝治天下”，尊重先王之制、祖宗之法，是道德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参考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以为资治之鉴，也确是现实施政的需要。司马光编写史书，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撰成之后，不但成为宋朝皇帝的必读史籍，也为后世历代帝王所重视。 唐宋以后诸朝，都非常重视编写这类资治类史籍，如唐之《贞观政要》、宋之《帝学》皆属此类。唐宋以后类书盛行，朝廷所编类书，常出于整理文献、以史为鉴的考虑。唐宋史学发达，史学体裁丰富，有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有很多是君臣讨论时政的直接记录。宋明以后，朝廷尤其重视编写《祖宗宝训》《圣训》之类史籍，其意皆在于此。 日常讨论。当然，因智库人员常与君主、长官有较亲密的私人关系，君主、长官对智库的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体现在日常讨论之中。这些讨论有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历朝历代都有皇位继承人的争夺大战，其成败常取决于这些王子背后东宫官、王府官等智囊人物的较量。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此不赘述。 以上所述中国古代智库种种，其类型各有所别，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他们对中国古代行政事务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其中一些著名的“智库”，如战国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唐代李世民的“十八学士”等，还在历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成为千古美谈。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