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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 清人曾自豪地宣称律例之细、弈艺之工、窑器之精三事远胜古人。清代考据学的发达与律学的精细化不无关系。胡寅曾撰《读史管见》论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认为二者是“道”和“器”的性质。胡寅之侄胡大壮在为此书作序时强调：“后圣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清代以经义治狱、以“狱法”治经的学者不乏其人。例如，孙星衍系乾嘉时期学界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史载他曾“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平反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嘉庆元年，他代理山东按察使，“阅月平反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余狱”。孙星衍官刑部直隶司主事时，总办秋审，经常遇到各种疑难案件，在乾嘉时期以善法律闻名一时，考据与断狱两者对其而言事异理同。事实上，明清时期大量的学案著作问世，这中间的关系是一望而知的。清人邹鸣鹤在《刑部说帖揭要序》中一语道破其间奥秘：“夫治律犹治经也。经以正文为宗主，注即注是经者也，疏即疏是经者也。推之名儒学案，诸家荟说，皆发明是经、羽翼是经者也。本此意以治律，不充其类于至繁至多，不足以阐律学之至精；不参其解于至深至浅至奇至正至无常至有主，不足以得律学之至当。”法学界多推崇清末薛允升、沈家本的律学思想和成就，但鲜有人问津其律学方法。无论薛允升的《读例存疑》还是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所使用的均是乾嘉考据学的方法。由此不难看出，清代律学之大宗或曰主流乃在于考据学之方法。 办案治律，最需要缜密的精神和方法，又需要细致、认真的办事态度，所谓“老吏断狱”的特点和长处就在于：其一，怀疑精神，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明察秋毫，眼光深邃，无论何种学说，均被作为供词或者证词以助判断。其二，对于证据的重视，致力于坐实历史事实，对于历史考据的结论如同对于案件裁决唯律是遵，依律阐义，防止遽下论断。其三，不同于有据而无证的传统，强调法律推理，用魏源的话来说，“土生禾，禾生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之节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以治律的缜密精神和方法治学，对于学问的精密有重要的作用。汪辉祖即是以这种精神和方法治学的典型。他悉心刑名之学，有《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等著作，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许多人不知道其还在史学方面有《元史本证》《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录》《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二十四史希姓录》《辽金元三史同名录》等著作。汪辉祖强调读书、读史以制事：“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胡适所称汪辉祖是“以幕府判案的方法和整理档案的方法，来整理学问的材料”。指的就是其以治律的缜密精神和方法来治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