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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墨策的体制 唐代“墨策”的具体内容如何，学者一直不得其详，宋以后也一直未有其解。应当说，这一残卷“墨策”性质的认定，正能帮助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种对策的特点。概括而言，有以下特色： 一、形制上，以“问”字发端；回答时，以“对”字开头，以“此明”二字来引起对经文意义的揭示，最后，点明出处，如“《子张篇》也”，再以“谨对”二字作结。 二、内容上，对策重在揭示发问的内涵，如对“士见危致命”，解释为“祭思宿(肃)敬之心，丧   士见危致命”。解释时，可引用经文的注、疏，也即赵匡反对时说的“不用空写疏文”，如“哀公问主”的对策，就引用了郑玄注“哀[公]失御臣之权，臣 见社无教令于人，而人事之，故 ”。(28)之所以取注、疏，借用曾掌贡举权德舆的话，就是“注疏者，犹可以质验也”，(29)能据此考核、判断对经文掌握的程度，可以勘验，以免被人上下其手，钻了空子。也正是这一特性，凸显了墨策策试的呆板，较少有一己性情的彰显和见解的发挥，更没了汉以来对策纵横驰骋、评议时政的色彩。墨策既然又可称“经策”，显然侧重于对经文(也包含注疏)的考察，而与时务策截然有异；要不，也就用不上改弦更张了。就这一残卷的内容与上举权德舆命制的《论语》时务策来看，确实称得上是截然有异，这也反过来证实这一残卷只能是开元二十五年之前的策问。 就此点看，开元二十五年的改革诏令，实际上就是对墨策测试经文疏义以“按问大义”的形式继续留存，同时为了增添难度，而采用综贯理解经注的时务策的方式考察。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开元时期，多年的承平，考生急剧增多，“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余人”。(30)《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亦载：“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再从另一个侧面看，永隆二年的诏令，“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其所言的“义条”，就当是对《论语》意旨的阐释，因为《论语》本文语意间有时跳跃较大，理解不易，实有必要考察含义的理解。墨策就当是对这一缺陷的突破，增添了对经、注全面理解的考察。 三、解释时，所依据的是郑玄注。这也吻合《隋书》卷32《经籍志》中“小序”的记载，《论语》的注释，“至隋，何(晏)、郑(玄)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何晏《论语集注》渐趋式微，郑注得到了学者的推尊。唐朝依旧如此。据伯二七二一号《杂抄》写卷，“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毛诗》《孝经》《论语》(小字双行注：孔子作，郑玄注)”。(31)这一写卷编订的时间，应在神龙三年(707)至开元十年(722)之间。(32)又，《唐会要》卷77《贡举下》“论经义”条载开元七年三月至五月间关于《尚书》《孝经》《周易》《老子》等四书采用何注的一次论争，最后诏令裁决。至于郑玄注《孝经》，当时刘子玄已列十二条证据，力辩其伪，可信从，此不置论。所堪注意的是诏令中透露出的学术倾向，“自顷已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这虽是针对《孝经》而言，其实也可挪移到《论语》。因为隋朝以来，“郑氏盛于人间”，何晏注渐趋式微。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旁求废简，远及缺文，欲使发挥异说，同归善道，永惟一致之用，以开百行之端”，即发挥各种学说的作用，一起辅助推行德行教化、治理国家。潜意识中，还是反映了郑注“盛于人间”的事实。 附带说明一下，王素认为“诏文末句，主要指《论语》而言”。(33)王素的解读略有偏差，今核诏文的末句： 其何、郑(指郑玄《孝经注》)二家，可令仍旧行用。王(指王弼《周易注》)、孔(指孔安国《尚书注》)所注，传习者希，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括号内为笔者所注) 按：“何”当为“河”，指河上公《周易注》。《唐会要》卷77“论经义”条、《玉海》卷42“唐开元详定传注四书”条，均为“河”字。因为此诏令是针对《尚书》《孝经》《周易》《老子》等四书的注疏，非是指《论语》的注疏。 因此，敦煌写卷以及阿斯塔纳墓出土了众多的《论语》郑注，自是很正常的事。 四、据原图版审视，其策问的内容恐怕较短，是以核心的内容来提示题意，如“   (士见)危致命”“  (哀公)问主”“曰山梁 (雌)雉”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为了增添测试的难度，考察考生能否准确判明出处并进而解释。也许正因为这般简短，使得时人或后人认为没有存录的必要，而致使其长期湮没。五、推测之下，每道对策文的字数恐怕不多，也没有字数的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