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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原因 至今，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多采用水平层发掘，这仍是区别于新石器时代以后遗存发掘的一个显著特点。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往的文献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与堆积的具体情况有关。如陈星灿先生研究史前考古学史时，曾向贾兰坡先生请教为什么周口店的发掘不采取文化层而采取水平层的方法，贾老认为应该针对地层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对策(23)。结合贾兰坡等20世纪80年代的论述：“我国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真正属于原生堆积的为数并不多，大多数地点的文化遗物或多或少经过了流水等自然营力的移动，像这样的地点发掘时着重把地层和遗物的位置搞清楚就可以了；如果发掘原生堆积遗址，确实需要按照严格的考古方法揭露古人类生活面，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不多”(24)。其本意可能是原地埋藏的遗址需要按自然层发掘，而异地埋藏的地点所含信息量不如前者，用水平层发掘足以满足需要。 2.与研究目的和途径有关。陈全家先生指出按地层发掘还是按水平层发掘并无优劣之分，对遗物所在基质的观察和记录并非按地层发掘的专利，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研究途径的不同。即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主题是以器物形态为研究重点，以最小控制单位为检验标准，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构建复原历史；而旧石器时代研究以单个石制品为最小控制单位，以石制品制作技术为线索，以拼合、操作链和制作实验等石制品自身特征为检验手段，通过对工业传统的总结勾画远古的历史(25)。 3.按自然层和按水平层两种发掘方法在中国旧石器考古中一直并存、各有优势。在回顾旧石器发掘方法演进的历程后，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测量的细化和记录的详尽，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无疑将成为今后的主流。但是在有遗迹现象出现和地层为坡状堆积的情况下，按自然文化层发掘将有利于更直观地揭示堆积的原貌(26)。 综合以上看法及上文对考古学史的初步梳理，笔者认为，按水平层和按自然层发掘并不是矛盾或互斥的。旧石器考古并不存在对地层学与众不同的理解，之所以存在发掘方法的差异，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 1.自然层及其界面的性状。如果一个堆积单位本身就是水平或接近水平的，无论是按土质、土色发掘还是根据其厚度用水平层发掘，基本没有区别。如果水平层设置得较最小堆积单位更薄，还有可能实现更精细的控制。如果堆积单位是倾斜的、或者为其他更加复杂的形态，按水平层发掘就难以保证遗存的共时性。这种情况当然在新石器以后的考古中更加常见，而在旧石器考古中相对较少。 2.遗迹的特点。遗迹就其剖面形态而言可粗略分为两种，一种是积累性的，在原有地面之上堆积或建构起来，一种是缩减性的，向下挖破了原有地面。显然，后者用水平层发掘相对而言更加困难，容易把遗迹内填充的堆积和与遗迹同一深度的其他堆积相混，而这种遗迹在新石器以后的考古中极为普遍，有时打破关系还非常复杂，因此必须重视辨识遗迹。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如包含各种互相联系的遗物的活动面、灰烬堆积、相对简易的房址和火塘等，往往是积累性且厚度较薄的遗迹，这样发掘时对等时的、二维的面的把握就非常重要，不仅可以帮助划分地层，也可以用来复原人类活动的场景。 3.堆积的时间尺度。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与地质地层的差异很小，所追求的共时关系在时间尺度上也较为宽松，因此其中包含的遗物也类似于地质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既然生物地层学可以根据不同层位中所含化石及其出现的顺序来确定地层的相对年代，那应用到考古学中就可以自然推导出莫尔蒂耶的“标准化石”法。但是新石器以后的地层学从地质学中借鉴过来就没这么顺利。早期的研究者对自然层所具有的分期意义和共存关系不太重视，按深度统计遗物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整个遗址视作不可分的匀质堆积单位(全新统)。而中国新石器以后田野考古的实践表明，人为形成的最小堆积单位和地质地层差异很显著。前者代表的时间跨度往往较短，很多时候能提供比类型学更高的时间分辨率，因此对最小堆积单位的充分把握很有必要。只有当某一堆积非常厚、从上到下也没有土质和土色的变化时，为观察其中的遗存是否存在历时性变异，再把堆积细化为若干水平层才是合理的。 4.埋藏性质。埋藏学研究可以揭示遗址堆积的动力过程以及堆积后的变化过程，这样就可以明确文化遗存的出土背景，是原地埋藏还是经过搬运、异地埋藏的。对于后者，按水平层发掘或自然层发掘区别不大，重要的是需要其他特殊方法来分辨改造动力，以及视保存情况决定如何纠偏和复原堆积的原状。而前者显然需要更细致的方法以提取更丰富的空间信息。原地和异地埋藏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总体上，旧石器遗址受地质营力的影响更大，划分地层时，比起土质、土色的差别，根据埋藏学和沉积学方法弄清堆积的性质和成因更加重要。有些土色或包含物变异是后堆积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埋藏以后矿物影响造成的土色变化，对于划分地层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5.研究目标。发掘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研究者所设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采用何种方法。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中心任务一直是构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因此，50年代引介苏联的旧石器发掘经验(27)。70年代欧美的埋藏学和关注人类行为的理念的传入(28)，都未引起大范围的回响。总体上，这个阶段的发掘更加注重了解堆积垂直维度的情况，正如周口店的研究史所显示的那样，水平层的发掘足以胜任一个遗址内部的文化分期，至于更大范围内文化框架的建立，更依赖于不同遗址问的地层对比、生物地层学和绝对年代测定。直到工作重点向全面复原远古人类发展史的转移，发掘方法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9)。类似地，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之所以被广为强调、成为金科玉律，多少和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有关。后岗三叠层表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以从地层上分开，后来邹衡先生对郑州、小屯商文化的分期研究(30)更证明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还可以再分期，但是这需要地层学和类型学更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发掘和遗物采集中对堆积控制得更加精细——从若干地层单位合并成的某遗址的一期或一大文化层，到单个文化层或遗迹，再到不能再分的最小堆积单位，这一演进脉络与旧石器考古很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