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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族、商族和东夷族是夏商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族团。目前，商代后期文化因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而大白于天下，东夷文化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认定，两者成为探索夏文化的两个重要基点。根据商代后期殷墟文化的特征可以认定二里冈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是比殷墟文化更早的商系文化。根据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确定岳石文化为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南部，它与北部的下七垣文化和东部的岳石文化相互毗邻，呈鼎足之势，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在夏代，商族有些首领曾在夏朝为官，这种“夏为君、商为臣”的历史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地位高于下七垣文化的情况相符；东夷族对夏朝时战时和的关系，与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也非常符合。夏末，商汤联合东夷伐夏，与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融合共生的现象相合。通过战争，商族最终推翻了夏朝的统治而成为统治者，也与二里冈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商系文化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冈文化时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相符。夏、夷、商三族的关系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关键词：夏族；商族；东夷族；二里头文化；夏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原和江汉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研究”（12BKG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与河洛三代都城文明研究”（13＆ZD100）子课题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和第八批特别资助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继印，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副教授（河南开封 475001），主要从事新石器和夏商周考古研究。 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曾出现了仰韶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河南龙山文化说、良渚文化说、二里头文化说、齐家文化说等诸多观点。其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观点由李民、文兵先生正式提出［1］，经邹衡先生系统论证［2］，又经长达20多年的论战后，目前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但由于二里头文化没有像殷墟甲骨文一样有自证性文字材料的发现，仍有少数学者表示怀疑①。尤其是当下，由于碳十四年代数据的越测越晚，许宏先生又重提二里头文化为商文化的旧论［3］。在此背景下，笔者也对夏文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再次全面检索关于“夏”的历史文献，发现“夏”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当时的东夷族和商族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在目前商系文化和东夷族系文化均已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夏文化应该也能够确认。 一、晚商文化的发现与商系文化的推定 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不仅发现了数十处宫殿建筑基址、十余座王陵大墓等象征王权的遗迹，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刻辞、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物。尤其是王国维发现了甲骨文中反映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对商王世系记载基本一致②，从而验证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使商史成为信史。甲骨刻辞和相关历史文献表明，殷墟就是商王盘庚迁殷后商代后期的殷都遗址。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物质文化遗存，不仅揭示了商代后期的文化面貌，也为我们认识更早的商文化提供了参照。 关于殷墟文化的前身，要在比其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目前，在我国境内比殷墟文化年代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在大中原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据比较，这些文化中，与殷墟文化的相似度最高的文化当属二里冈文化。从殷墟遗存中可以发现，商代后期的商人习惯使用鬲、甗、簋、豆、大口尊、觚、爵、斝等陶器组合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具。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二里冈文化［4］，在使用陶器的习惯上跟殷墟文化基本一致。1954年，在郑州人民公园上层又发现了类似安阳殷墟一期的文化遗存，其下叠压着二里冈文化遗存［5］，从地层关系上确认了二里冈文化早于殷墟文化。由此可以确认二里冈文化是早于殷墟文化的商系文化。 从二里冈文化继续向前追溯，比其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于中原地区南部和江汉地区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原地区北部的下七垣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与二里冈文化进行比较，与其相似度最高的是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和分布于河南中西部的二里头文化。 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具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其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③。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虽然存在一些共同因素，但差别是主要的。如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陶胎较厚，绳纹较粗，而下七垣文化的陶器则陶胎较薄、绳纹较细。如二里头文化流行鸡冠耳、捏口和附加堆纹作风，而下七垣文化则基本不见。如二里头文化以罐为主要炊器，用甑为主要的蒸器，而下七垣文化则以鬲为主要炊器，用甗为主要的蒸器。酒器组合，二里头文化以觚、爵、盉为主，而下七垣文化则以觚、爵、斝为主。二里头文化的深腹盆多带有双鸡冠耳，而下七垣文化则主要流行无耳深腹盆。二里头文化的深腹罐多为圆底，而下七垣文化则多为平底橄榄形。二里头文化中常见的瓦足盆、大平底盆、刻槽盆、圈足盘等，下七垣文化中不见或少见。 二里冈文化早期的陶器陶胎较薄、绳纹较细，器物组合以鬲、甗、簋、深腹罐、无耳深腹盆、觚、爵、斝、大口尊、豆等为主，无论从陶胎、纹绳和器物形制等方面均与下七垣文化比较接近，它们之间的相似度要远远大于与二里头文化的相似度。因此，二里冈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应为同一系统的文化，应属商系文化。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今河北省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和河南交界处以及豫东西部一带。因此，商系文化的确定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点。 二、夏商时期东夷文化的确定 东夷是我国上古时期的重要民族。在五帝至夏商周时期，它与中原华夏族时而冲突时而联合，最后走向融合，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源头。 至于夏商时期东夷族的文化在哪里，根据我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比较容易确定，只能在临近大海的黄河下游地区去寻找。这一区域在考古学上一般被称为海岱地区。目前，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比较清晰，从早到晚依次是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应是不同时期的东夷文化。东夷文化起始于后李文化，经北辛文化时期的初步发展，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岳石文化前期达到其最为繁荣的阶段，至岳石文化后期由西向东逐渐为殷商文化所取代。 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得名于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的发掘［6］，主要分布范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岳石文化的陶器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次为泥质黑陶，另有少量红陶和黄陶。陶器的火候较低，颜色斑驳不纯。装饰方法，素面为大宗，占一半以上，纹饰主要有凸棱、附加堆纹、划纹、弦纹、压印纹等。器形多子母口、平底、三足或圈足器，少见圜底器。器类以袋足甗、夹砂中口罐、子母口尊形器、子母口罐等最具特色。相对于中原地区夏商系统文化而言，岳石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殷墟早期，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50年［7］。由此看来，岳石文化当是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无疑。 夏商时期东夷文化的确定是探索夏文化的另一重要基点。 三、二里头文化及其与商、夷文化的关系 在中原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之前除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之外，还分布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和黄河以南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其势力最南可及长江北岸，最西可达关中盆地，最东可至豫东地区。 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相互毗邻，下七垣文化在北，二里头文化在南，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有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如在距下七垣文化距离较近的沁水以西的武陟北平皋、赵庄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较多的鬲、足带竖沟槽的甗、蛋形瓮、素面有肩盆等典型的下七垣文化因素④。在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高锥足细绳纹的甗和鬲、橄榄形罐、素面有肩盆等典型下七垣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在下七垣文化中也同样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在距离二里头文化较近的沁水东岸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就发现较多的大口尊、平口瓮、刻槽盆、捏口罐和爵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④，甚至远在冀南的磁县下七垣遗址第四层中就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非常流行的长颈花边口沿罐、箍状堆纹罐、伞状钮器盖等［8］。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也相互毗邻，二里头文化在西，岳石文化在东，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交流。在二里头文化中常见子母口罐、中口罐、大口罐、鼎、斝、甗、小口瓮、卷沿束颈盆、子母口器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典型岳石文化的陶器和石器；相反，在岳石文化中也发现有圆腹罐、深腹罐、折沿盆、箍状堆纹缸、爵、觚形杯、三足盘、大口尊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9］194-198。 从地理分布上看，二里头文化在西，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在北，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在东，三种文化相互毗邻，大致呈鼎立之势，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