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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 相关历史文献表明，夏族与商族和东夷族共存，并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目前商文化和东夷文化都能确定的情况下，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最具合理性。 （一）从夏、商关系看 在夏代，夏族人“在朝”，而商族“在野”，商族有几位先公曾在夏朝为官。如商的始祖契与夏禹是同时代人，他不但与禹“同朝为官”，而且也曾佐禹治水。如《史记·殷本纪》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10］91夏朝建立后，商族首领相土和冥都曾在夏朝为官。《史记·殷本纪》索隐云：“相土佐夏，功著于商。”［10］92集解引宋衷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10］92《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朝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边。”［11］158到夏代末期，夏王桀曾囚商汤于夏台。《史记·夏本纪》：“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10］86从这些文献可知，在夏代，夏人居住区应距商人居住区不远，商人服从夏人的统治。 文献中记载的夏、商关系，在考古学文化上也有反映。二里头文化和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年代相当，地域相邻。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在今黄河以北的豫北冀南地区。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南地区和晋南地区。两种文化相互毗邻，并略有交错，但在文化面貌上，二里头文化明显要高于下七垣文化。如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发现了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大师姑城址、新郑望京楼城址、平顶山蒲城店城址以及最近发现的郑州东赵城址等至少5座，而下七垣文化城址目前仅有辉县孟庄1座。在规格上，二里头城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并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数十座大型宫殿基址，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等手工业作坊区，大量青铜礼器、玉器、漆器以及少量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存，尤其是还发现了一个绿松石龙形器。这些发现都说明，二里头遗址应是一处都城遗址。另外，这些文化遗存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下七垣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从文化面貌上看，二里头文化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同时期的下七垣文化，显然前者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后者为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既然下七垣文化为商族的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为统治者的夏文化，也非常合理。 （二）从夏、夷关系看 关于夏、夷关系，《竹书纪年》中有很多表述：“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合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折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⑤从这些记述来看，在夏代，夏人和东方的夷人自始至终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时战时和，说明夏族和东夷族在地域上应该相邻。 在考古学文化上，二里头文化和东夷族的岳石文化相互毗邻。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岳石文化的前段。二里头文化中自始至终都存在岳石文化的现象说明，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12］。因此，既然岳石文化是夏商时期东夷人的文化，那么与其相邻的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也就非常合理。 （三）从商、夷关系看 这里所说的商、夷关系，主要限定于夏代的商、夷关系，也即是先商与东夷的关系。《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先公从契至汤共有14代，这一记载并为甲骨文所印证。商的这14代先王，有详细文献记载的不多。如前所引，商最早的几位先公如契、相土、冥等均佐夏，他们与东夷基本没有太多的交往和联系。到王亥、上甲之时，商族主要是与北方的有易氏交恶，也基本没有与东夷发生联系。但到了夏末的商汤时期，文献中关于商、夷关系记述则比较多，主要有汤娶东夷有莘氏，任用夷人伊尹和仲虺为相，在东夷境内举行联夷伐夏等事迹。关于娶有莘氏和任用伊尹为相：《楚辞·天问》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媵有莘之妇。”［13］230-231《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为“有莘氏媵臣”，集解引《列女传》：“汤妃有莘氏之女。”［10］94《墨子·尚贤中》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已相。”［14］77《孟子·万章上》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15］653至于有莘氏的地望，应在今山东西南部和豫东一带［16］。关于仲虺，《左传》定公元年云：“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17］1524《史记·殷本纪》引孔安国云：“仲虺，汤左相奚仲之后。”［10］97可见仲虺是汤的重要辅佐大臣，也是东夷人，居住在薛地。至于薛的地望，《汉书·地理志》鲁国薛县条云：“汤相仲虺居之。”［18］1637有关史书还记有商汤会盟伐夏的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17］1250关于景亳的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10］93参加会盟的诸侯，有学者考证主要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国、卞等，大多为东夷诸族和方国［19］。关于商夷联盟伐夏事件，张国硕先生曾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过精彩的论证［20］，在考古学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在今豫东西部地区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了下七垣文化遗存，经分析是由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发展而来的。有意思的是，在鹿台岗遗址不仅发现了下七垣文化，还发现了属东夷文化性质的岳石文化遗存。这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存竟然共存共生，也因此被视为先商—岳石或岳石—先商“混合型文化”［21］。在二里头文化的末期，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时，带有先商—岳石文化的因素在郑州南关外［22］、洛达庙［23］、化工三厂［24］、电力学校［25］、黄委会青年公寓［26］以及偃师二里头等遗址［27］中都有不少发现。这种现象在二里头文化其他阶段都是不曾有的现象，而且在此之后，二里头文化就突然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就是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因此，总体上看，从以商先公最初佐夏，到中期与有易氏交恶，至后期联夷伐夏的对外关系史来看，下七垣文化应是先商文化，因为只有下七垣文化东邻岳石文化，南接二里头文化。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年代最早，分布在豫北冀南一带，约相当于夏代中期，与北方的有易氏文化相互毗邻，与文献记载的王亥、上甲与有易氏发生战争正相符合，随后商人向东、向南发展形成了鹿台岗型文化，与东夷岳石文化交错杂居，也正是商夷联盟形成的反映，最后商夷联盟的文化又折而向西发展占领了郑州地区和偃师二里头。因此，从商、夷关系来看，既然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非常合理。 （四）从商革夏命看 夏末，商族在其首领汤的带领下发动了灭夏战争。《孟子·梁惠王下》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15］152《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15］434《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28］627商族在汤时取代了夏族而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考古学上也一定有所表现。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不同，到了二里冈文化时期，作为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发现了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盘龙城商城、垣曲商城、焦作府城、望京楼商城以及郑州东赵城址等许多城址以及大量宫殿基址、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存，说明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商系文化已从下七垣文化时期相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被统治地位转变为统治地位，此时的商族人也已经从“在野”走向了“在朝”，成为了统治者。相反，曾经强大的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则突然间失去了其民族特性，而为二里冈文化所取代。从下七垣文化到二里冈文化，商系文化从社会的底层一跃成为社会最上层来看，也正符合商汤灭夏后，商族成为统治者，而夏族或四散逃亡或接受商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因此，从这层意义上看，不仅二里冈文化为商汤建国后的早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商汤建国以前的先商文化认识较为合理，而且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也非常合理。 结 语 在目前商文化和东夷文化都已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夏、夷、商三族之间的关系表明，夏文化在距中原地区较远的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已基本被排除，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之上。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为商汤建国前的先商文化、二里冈文化为商汤建国后的早商文化、郑州小双桥和洹北商城为代表的文化为中商文化、殷墟文化为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文化等观点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夏商文化体系。其中，二里头文化与作为商先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并存，二里头文化发现有多座城址、宫城、宫殿、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形器、原始瓷器等高等级遗存，说明其地位高于下七垣文化，非常符合夏为“君”商为“臣”的历史事实。商系文化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发现多座城址、宫城、宫殿、青铜器、原始瓷器等高等级遗存，说明商系文化在二里冈文化时期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经由“臣”变成了“君”，而此时的二里头文化则不知去向，也符合商汤灭夏的历史事实。二里头文化与商系文化和岳石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符合夏、夷、商三族在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因此，从夏、夷、商三族之间的关系看，二里头文化应为夏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