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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诸多艺术品收藏家中，鲜有人知道尚有一位誉称为“隐于市的藏家”，他就是斋号名九如园和堂堂主的朱昌言先生。他从20 多岁起就热心于中华民族古代艺术品的搜集和珍藏，大凡书画、陶瓷、古玉、印章、文房家具、佛像种种，仅书画就达千余件，青铜礼乐器和兵器近百件。朱老仙逝后，近年其家人欲将其毕生所藏青铜器编辑成书，以作永久之纪念，笔者有幸应邀整理朱老先生的青铜器旧藏，发现精品甚多，其中有一件看似素朴无纹的附耳带盖鼎，但细加审视，却欣喜发现带有十二年相邦（张）義（儀）的刻铭，其史料和文物价值意义重大，特作简要考释。 该鼎口径19.5 厘米，通高19.5 厘米。敛口，扁圆腹，双附耳微曲外侈，体呈半球形，弧形盖，盖上置象征性三环兽钮，盖与器合成为一扁圆球形，三蹄足甚矮而根部肥大。整器素面无纹，惟盖部和腹部中央各饰一凸起的较宽箍形圈饰。底沿有双圈范线，并布满烟炱痕（图一）。 此种三环钮带盖附耳鼎是战国晚到汉代较为流行的形制，但此件素鼎，看似浑厚简朴，但却在下腹的近一腿旁竟发现刻写有六行19 字铭文（图二），行款右行（图三）。 只是由于刻镌既浅，又经锈蚀，有多个字已模糊不清，但欣喜是关键的“十二年相邦義”“咸阳工师田”等字均较清晰可辨，惟“大人”两字更是磨夷过甚，仅从拓本细加审视，隐约似为“大人”，最后一字即最底层制作者“工”的名字无法辨识，俟后待考。故整篇刻铭初步释读为：“十二年相邦義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逆，工口”。 从该附耳盖鼎诸特征以及在咸阳铸造来看，当是一件典型的战国晚期秦附耳鼎，然而，有意义的是从铭文“十二年相邦義之造”看，此鼎还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张儀监督铸造。相邦秦相“義”即张儀，《集韻》：“義通作儀”，儀与義古音同韵互通。《周礼·春官·肆师》“冶其礼義”，郑玄注：“故书儀为義。郑司农云義读为儀，古者书儀但为義。”只是缺姓氏“张”，这是秦刻督造兵、礼器常见通例。秦之兵、礼器的刻铭常见的有如下几种情况，或刻姓刻名全称者，如“三年相邦吕不韦造戟”（刘占成：《秦俑坑出土的铜铍》，《文物》）1982年第3 期第13 页中介绍了同坑T10 尚发现一件带铭戈，即此件“三年相邦吕不韦造”戈）；或只刻名不刻姓者，如“廿一年相邦（魏）冉造戈”（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23.2－24.1）、“十六年丞相（寿）触戈”（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续下22）；甚或只署姓氏者，如“三年相邦吕（不韦，上）郡尉”矛（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文物》1987 年第8 期第64 页），等等，总之当时尚无严格规范。 仅以有关至今所知刻署有相邦张儀名督造的兵器来看，就有署全称的，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张義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第60 页、316页；又见黄展岳著《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美术考古丛刊，第5 期，允晨文化，1998 年出版，第288 至289 页）；也有只署名不署姓的，如见著录的“ 十三年相邦義戈”铭曰：“十三年相邦義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樻”（《殷周金文集成》11394，原收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更有意义的是，此次新发现的十二年相邦義双附耳盖鼎，其刻铭和前引《殷周金文集成》收录的十三年相邦義戈基本类同，都是在咸阳铸造，其总管宫廷作坊的“工师”（官名）都是名“田”者（或可能为姓氏），只是铸此十二年相邦義盖鼎的工头（工大人）以及工匠的人名有所不同，铸盖鼎的“工大人”名“逆”，具体工匠名不清待考，而铸十三年相邦義戈的“工大人”名“耆”，具体工匠名“樍”。 根据《史记·六国纪年》，并参照《秦本纪》和《张儀列传》等相关资料考证，张儀于秦惠文君驷十年（前328 年）起任秦国第一个相（相邦），前324 年惠文君接受张儀建谏称王改为后元元年，张儀仍是秦相，到后元三年（前322 年），为了政治斗争需要，即离间关东各国“合纵”抗秦的活动，推行“连横”的积极外交战略，秦佯装免去张儀相位，派张儀向魏国伪降，劝说魏国带头臣服于秦，所以这仅是形式上免去，实际上未免，前引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张義”铭铜戈就是物证。从后元四年（前321 年）至后元六年（前319 年）的相邦实际上仍为张儀，到后元七年才正式任命乐池为相，但后元八年（前317 年）魏请成于秦，池免，张儀又复为相，到十二年（前313年），秦又派张儀往楚，离间楚怀王与齐王的关系，取得很大成功。秦惠文王于十四年（前311 年）病故，由其儿子荡继位是为武王，由于武王与张儀政见不合，加以诸多大臣对张儀的不滿，故在武王元年（前310 年）张儀自己主动提出离秦而返回自己老家魏国。武王二年（前309 年）武王正式任命甘茂和樗里疾为左右丞相。 所以张儀从秦惠文（君）十年（前328 年）任秦相开始至惠文王死后于武王元年（前310 年）离秦，前后实际任秦相时间达18 年之久，在此期间，仅乐池为相一年。 前引十三年相邦義戈（《殷周金文集成》11394），为秦惠文君十三年时督造（陈邦怀：《金文丛考三则》，《文物》1964 年第2 期），那么此件十二年相邦義附耳盖鼎当亦应该是秦惠文君时的十二年（前326 年），即比相邦義戈早一年，而非秦惠文王改元后的十二年，因此年张儀已离秦遣派去楚，正因为此十二年相邦张義附耳盖鼎与十三年相邦张義戈是在前后两年督造，故其宫廷作坊的总管都是名“田”的，至于具体工头（工大人）或匠人有所变动，亦是合乎情理中事。这当然也有可能或工种不一样，即制造兵器与制造容礼器的工大人和工匠各不相同，那具体人名不同那也是可能的。 众所周知，张儀是战国晚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深得秦惠文王的赏识，不仅任命为相，还封为“武信君”，他主张的“连横” 外交方策，破坏各国的“合纵” 抗秦，取得重大成果，为以后秦国的进一步扩展，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有关秦相张儀督造之文物，过去只发现铜戈等兵器，而容礼器尚少发现，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张儀家使用过的遗物，故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科研和文物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