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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帝都城问题是个“聚讼纷纭，几为士林一大疑案”，《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帝王世纪》关于黄帝的都城有三种说法，一是“黄帝都涿鹿”；二是“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三是“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正如清钱氏《帝王世纪续补序》所说：该书“所记三代以前事，出入诸子纬候，间涉恢奇，往往出《史记》之外，足资考证”，字里行间对《帝王世纪》莫衷一是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近些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展，这方面的讨论又热了起来。《探索与发现》节目关于“发现黄帝城（都涿鹿）”似乎不甚了了；随后又有陕西省神木县石峁古城说（1），立刻就有人著文反驳。至今仍然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对此我亦有涉猎，微末之见认为黄帝的都城在徐水漕河空城古城。按着《颜氏家训》所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我本不该于此置喙，但又想到《禹贡·发刊词》所提倡的研究学问应当“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的态度，还是申明己见，以便就教于高明。 一、关于“邑于涿鹿之阿”、“穷桑”与徐水空城古城 《史记》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可以理解为黄帝在“阿”建都。清闫若琚《四书释地又续》认为，“古之城邑皆可谓都，莊二十八年《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实则可以通称。”（2）《尔雅·释地》云：“《说文》云‘邑，国也。’是天子诸侯所居国城，或谓之邑，或谓之都，故以国都解邑也。”二者说法一致，邑、都可以通称。 全面理解《史记》这三句话，阿城一应在我国偏北的地方；二应在涿鹿之野；三应离釜山不远，或者说在阿城附近应有座釜山，可以想象不可能合符之地离都城太远。这三者构成“阿城”地标性的要素，是确定阿城地理位置的关键所在。 首先我们要弄清“涿鹿”的来历及其方位。“战于涿鹿之野”、“邑于涿鹿之阿”其地望到底在哪里？这也是一个从汉代就挣扯不清的历史悬案。郭氏《中国史稿地图集》、谭氏《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地图》均标明，远在战国时期燕境今涿州一带就有涿邑。《秦集史》也载明今涿州“春秋战国为燕之涿邑”。为什么称涿邑呢？因境内有涿水而得名。清顾氏《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涿州》云：“涿水，在州北三十里，源出保安州之涿鹿山，流至州北，又南合于挟河。”《唐土名胜图会·顺天府涿州》云：“涿水：源出涿鹿山，流涿州入挟河。原涿州之名就是因水而命名的，又称桃水，又称圣水，向东南流，绕大房岭之东”。涿水之称涿，因其流域多野猪，甲骨文“涿”字从水从豕，《说文》云“从水豕声”。这一说法是成立的，距涿邑不远的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猪骨较多，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了许多猪头傩面，说明保定以北至涿州古代驯化野猪较早。涿邑和古庆都邑、古阳（唐）邑、古逆畤一样，是远古先民经过漫长的生息繁衍逐步在太行山、燕山和古黄河之间，由聚落形成古国、方国的基础上在五帝时期设置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成为燕国的一个重要城邑，管辖着北与蓟（今北京），西北与造阳（今张家口附近），南与武阳（燕下都）、桑丘（今徐水漕河），东与方城（今固安）相连的广大地区。秦统一后设郡县，于涿邑置涿县，由广阳郡管辖。而涿鹿当时尚未建县属上谷郡沮阳县。到西汉时将广阳郡改为涿郡，辖涿县。在上谷郡沮阳县今矾山镇建县，欲因独鹿山拟建独鹿县，同时在今涿鹿县城关建下落县。方言“独鹿”“下落”音近，为有别于“下落”而改“独”为“涿”，称涿鹿县。王莽时改为“抪鹿”实际上是取“不”义，否定涿鹿之名。涿鹿山俗名独鹿山，西汉设涿鹿县后才随县名改为涿鹿山。“涿鹿之野”的“鹿”本义是“粗劣”，如“鹿车”、“鹿床”，在这儿即“涿邑原始榛莽（未经开发）之野”。所以自涿鹿县设立2000多年以来，许多人对“涿鹿之野”的理解都不认同在涿鹿县，而确定在涿郡一带。从东汉经学家服虔到北朝的历史学家魏收、唐代的历史学家李延寿、宋代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罗泌、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等等都认为涿鹿之野为涿州涿郡一带。明清时国家设置行政机构都认定涿鹿为涿州。（3）甚至连日本公元1802年所作《唐土名胜图会·顺天府涿州》亦云：“独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名胜志》云‘黄帝蚩尤战于涿，即此地’”。周武王封黄帝之后裔于蓟，在今燕山南麓，其依据也在于此！毫无疑问，作为“涿鹿之野”内的“阿城”也必然在古涿郡区域之内，而不会在涿鹿县内，这是不言自明的。 《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顾颉刚注：一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说明：以上《逸周书·尝麦解》的引文，转引于顾颉刚《史林杂识·黄帝》，查《逸周书》，此引文出自《逸周书·明堂解》中，这里我们从顾先生之说）李学勤先生认为《逸周书·尝麦解》作于西周中期（《新探古史传说时代“前言”》）。《庄子·盗跖》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而《庄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这也是不存争议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云：“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孙膑约与商鞅、孟轲同时期，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这批竹简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前面谈到，西汉时才在上谷郡沮阳县今矾山镇建涿鹿县。难道西周《逸周书·尝麦解》的作者和战国时期的庄周、孙膑就提前预料到几百年以后的西汉要在矾山镇设置涿鹿县？难道说他们提前就为几百年以后才出现的汉王朝设计好了涿鹿县的名字？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穷桑，如前所引《帝王世纪》说：“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在关于上古五帝的文献和古代神话中，“穷桑”、“空桑”或“桑丘”是频繁出现的，例如在《帝王世纪》中，不仅黄帝都穷桑，而且少昊、颛顼都曾都穷桑。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苍茫之浦……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一曰桑丘氏。”《尸子》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下照穷桑。”同时记载“空桑”的文献的更多，如《山海经·北次三经》云：“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呼沱”；《吕氏春秋·古乐》云：“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啟筮》云：“蚩尤豋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淮南子·本经》云：“共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晋干宝《三日记》云：“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等等。之所以如此之多的出现与桑树有关的地名及神话传说，是因为我国先民很早就有了对桑的崇拜，形成了从生产、生殖、祖社及太阳树一整套的桑文化。《说文》释“榑”亦曰：“榑桑，神木，日所出也”。郭世谦在《山海经考释》中认为：“其说有四空桑”。这都是桑崇拜的泛化。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二云：“空桑即穷桑之别名耳”。郭世谦在《山海经考释·大荒东经》也说：“空桑即穷桑”。《路史·后纪七》注及《拾遗记》都云：穷桑“亦曰桑丘”。可见穷桑也可称空桑，也可称桑丘，多别名而已。 那么黄帝登帝位的穷桑在哪里呢？《括地志·易州》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县界。”《民国（21年）徐水县新志?古迹》云：“桑丘城在县西南三十里……今名空城，基址尚存。”桑丘故城在徐水县漕河乡空城村，空城即空桑之城的简称。据当地父老讲，原先城墙上能跑大车，曾挖出许多青铜器物，据说张柔建保定时曾在此地选过址。这座古城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魏世家》、《赵世家》，《通鉴·周安王纪》中都曾提到桑丘，谭氏《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也在这地方标明桑丘。这座古城距山仅二十多里。西依太行山，北枕釜山，襟怀沃野。南邻河，在漕河拐弯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凌山以虎视宇内，凭水而通控四方，登釜山则可号令天下，此诚战守形势之地，帝王开元之基也。正因为如此，黄帝才在此作邑建都。这里就是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阿城！ 也许有人说，谭氏《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在古山经河从南向东拐弯处标有“阿”地，而且《史记·赵世家》赵成侯十九年“与燕会阿”，《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洲高阳县西北五十里以徐、滱二水并过其西，徂经其北。曲曰阿，以齐有东阿，故曰西阿。《地理志》云瀛洲属河间，赵分也。’按：燕会赵即此地。”张守节在这儿搬出《括地志》的话来证葛城为阿城，是张冠李戴了。我们的理由一是桑丘地当燕赵之中，交通及其便利，燕赵二君会盟当是首选之地。而葛城需经陆路、水路跨黄河。后来到赵孝成王十九年燕赵易土，燕以葛城易赵，说明葛城相当颓弊，燕都看不上眼的地方，燕赵二君怎么会在葛城会盟呢！所以燕会赵的阿根本不是葛城。二是葛城处在古黄河的泛滥区，此处既有黄河上游的洪峰威胁，又有下游的海水逆行倒灌之患。黄帝部族本为农牧营生，怎么会在水患频发的黄泛区作邑建都呢？所以“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也根本不是葛城。误把葛城当阿城，这是张守节作《正义》所始料不及的。正如《括地志辑校·前言》所指出的：“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是从需要出发，有删节不当，或过于省略的情况，甚至在引《括地志》文中夹引他书，与自己的按语牵连在一起”。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而只能实事求是的做学问，以求得真知。 何谓“阿”？一是《正义》解释为“曲曰阿”；二还是《正义》解释为“广平曰阿”；三是《穆天子传》：“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旧注“水崖也”。（4）四《尔雅·释地》曰：“大岭曰阿”。按上述的解释，葛城显然不符合“阿”解。而桑丘无论那一条都符合。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桑丘就是阿城——黄帝的都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