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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活动者的夙愿与史学要求之间的张力 (一)工会活动者意向的传统及其复苏 历史是在集体记忆的压力下书写的，必要时，集体记忆会要求历史检视自己的问题、对象和方法。但历史也通过自己确立的规则、通过自己原则上预先就要服从的批评法则而与集体记忆区分开来。这些要求构成历史学的科学合法性基础，这一基础既是记忆承载者赋予的，也受到他们的质疑：这些人是历史学家宝贵的证人，也是植根于当下关怀中的神话与身份认同的倡导者。工会史就处于这种紧张与角力中。从工会活动者的角度来看，工会史属于费尔南?佩鲁迪埃(Fernand Pelloutier)[11]所期望的那种知识：它应该让劳动者了解自己的不幸，而他自己就是工会活动者，并写过一部有关劳动报酬的历史。 对于很多工会成员来说，历史象征着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战争”。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工人运动就借助制度措施和相应的培训工作来维持自己成员的数量。虽说统一劳工联合会[12]完全自愿地服从共产党[13]，而法国总工会则在其30周年之际出版了第一部历史文献集[14]。法国总工会在大会、工人高等学院(ISO)及各省劳动学校的课程中赋予历史以特殊地位，这类学校受1933年创立的工人教育联合委员会(CCEO)的监管，当时乔治?勒弗朗(Georges Lefranc)担任秘书长[15]。一些小册子对这些课程进行了总结，并探讨某些个别的事件和侧面，撰写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自1946年老一代统一派领导人掌握法国总工会以来，这种雄心就一直存在着。 标准的教育培训以阅读历史为基础，这种历史采取阶级斗争的视角，旨在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便为法国总工会编写的“教科书”提供素材[16]。为适应大规模传播，在这种官方特色的教科书中具有一些标志性的发展日期，它也留下一些向暂时性路线和策略让步的永久痕迹。“历史，人们想要它说出他们想要它诉说的东西”，一个叫贝努瓦?弗拉雄(Benoit Frachon)的怀疑主义者这样总结[17]。事实上，各种组织机构都在鼓励自己的历史学家。各种著作、小册子和课程都强调工人运动的辉煌时代。悲剧和失败的黑色时刻，如巴黎公社时期、纳粹占领和抵抗运动、1947—1948年的罢工，被历次重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间隔开来，这些胜利是：1936年、二战后期的解放运动、1968年。援引这些胜利有双重考量：既是对工会会员的政治教育，也是一种精神鼓舞。 1982年，当法国总工会设立社会史研究所时，有人曾对过去的道路进行了一番回顾。这个措施是对时代困境的一个回应：在当时，左翼掌权燃起了人们的希望，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会活跃分子开始分流出去，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法国总工会的经验和身份的传承将会中断。这个决策伴随着一种保存档案材料的新意识。在培训中心和纪念委员会举办“工会史工作作坊”的过程中，其刊物上80%的论文署名者为工会成员，这在法国各联合工会中是独一无二的。 (二)迟来又脆弱的学术合法性 从费尔南?佩鲁迪埃到让?布吕阿(Jean Bruhat)，中经保罗?列维(Paul Lévi)或称保罗?路易(Paul Louis)、勒内?加米(René Garmy)、乔治?勒弗朗、乔治?维达伦克(Georges Vidalenc)、莫里斯?多芒热(Maurice Dommanget)和马塞尔?布朗夏尔(Marcel Branciard)，众多工会史的作者也是记者和介入社会生活的教师。他们具有坚实的思想资本，甚至受过历史学的教育。法学家爱德华?多莱昂(Edouard Dolléans)对革命工团主义的好感，这可以解释他关于工人运动的“普鲁东主义”路径[18]，这在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乔治?迪沃(Georges Duveau)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更关心工人的实践、精神和文化，而非工人的组织和会议。在埃米尔?科奈尔(Emile Coornaert)关于旧制度行会的研究中，基督教民主派的同情感同样清晰可见，而法学家马丁?圣-莱昂和弗朗索瓦?奥莉维埃-马丁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当下研究的灵感源泉。 1992年，一部专为法国工会编订的700多部作品目录强调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19]。历史学家与公务员,尤其是与劳工局的官员往来，然后是劳工部、记者、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语言学家，等等。 应该看到，这种多样性也表明工会史获得学术承认所遇到的障碍。所谓学术承认，就是教职、教席、实验室和声誉的同义语……二战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由于当时政治和社会形势的激进化，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跟随欧内斯特?拉布鲁斯[20]——马克?布洛克在索邦的继任者——的足迹，把工人运动确立为一个具有正当性的研究课题。1960—1970年代，完成博士论文后被提名为工会与工人史大学教员的人有：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l)[21]、克劳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d)[22]、罗兰德?特朗佩(Rolande Trempé)[23]、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24、伊夫?勒干(Yves Lequin)[25]、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26]、雅克?雨里亚尔(Jacques Julliard) [27 ]，等等。在制度设置上取得突破的同时，在期刊杂志方面也有动作。1960年，无政府主义研究专家让?麦特隆(Jean Maitron)创办《社会运动》杂志，所有作者都聚集起来。几年之后，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在索邦支持建立工会史中心，不久更名为工会及社会运动史研究中心[28]。 1968年的前后几年被放大的动力，在大学研究者的研究中继续着，他们不懈地爬梳工会报纸和会议记录，参阅公共和私人档案，搜集尚健在的工会活动分子的证据材料，这些都是众多硕士、博士论文的文献来源。这类研究被归为“社会史”，它们大部分更像是一种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战斗史学；它们之所以没有出版，主要是因为其研究领域，而不是问题与方法论上的大胆。这种热情在1970—1980年代之交开始退却，由于失业率持续攀高和去工业化的加速，使社会、政治和文化局面在发生倒转，劳动者的战斗性和视野都受到了影响。与工人运动相关的一些计划当时受人鄙视，这损害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同时，新的社会动员在回避工人运动时也确立了自己的主张。 工人史和工会史丧失了领地，随之兴起的是面向从前被忽视的阶层和组织的研究，而研究采取的视角也模糊了它们与劳动和工会的关系。这种分离在移民史和妇女史中有所表现。社会史在衰退，随着有关表象主题的兴起，社会史的复兴受到拖累，这类新主题的产生也是因为与社会史的分离，但此后它促进了文化史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