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大众社会史资料的工会运动 (一)从工会和劳动者历史到劳动史 人们避免将工会、工会成员和劳动者混为一谈,但这丝毫不能剥离工会研究的意义。工会的框架和程序确实派生出产各种经验和实践,至于从经验和实践中产生的身份,多元和分裂已经给其留下了不同程度上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法国有一些例外情况,大规模的工会组织总是以码头工人为楷模,这个同业公会组织几乎提供了一种共有的典范和身份特征[ 29。在更为普遍的、工会影响较弱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加大了普通工薪者与工会活跃分子之间的差异,后者的特征在于:在大型企业中来自法国的男性劳动者、工业区过去的熟练工人、今日公共部门的职员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 但不能据此认为,“工会运动的历史不能被视为工人自我表述的历史”[30]。与其说这个说法错误,不如说它不完整,因为它低估了支配和服从现象的影响,这个现象使得大众和工人阶层更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表达集体意见。排除工会材料,就会与那些对理解社会群体的工作、生活和感受方式至关重要的材料相隔绝,这些群体中的个性的直接证据仍很稀少,不过它们经常会参照冲突的经验。在这有利于话语解放的时刻,工会证明它能够代表工资劳动者,能够提出他们的要求。 无可辩驳的工会“编码”现象,其作用可以说在于跟相关劳动者的文化和理想对接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介入的方式、工会活跃分子的形象、结构之运作,在每种职业、每个阶层和每个地方之间都有不同。下加莱的矿工工会,其通行的实践方式不同于巴黎的冶金工人,而后者在实践中又不同于印刷工和码头工人们熟知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在马赛和勒阿弗尔又有不同。 作为通往劳动者的渠道,工会史也为劳动史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最具体的事实为编订“弊端编年”、揭示技术变迁的社会意蕴的殷切希望提供了详尽细节。工会的表达植根于等级关系、工场、车间、办公室等部门的实际经历。因此,通过对工会大会的报告、报纸和内部文件的研读,历史学家可以汲取新的材料,从社会关系和活动本身两个维度对工人群体进行新的研究[31]。放弃这些材料,无异于失去关于劳动者及其观念的主要信息库,对于不满足于“自上而下”的历史而言,这种路径不可取,这种历史虽然必要但很片面,它只来源于工程师、管理人员、雇主和公务员的文件和证词。 (二)工会史的多重视阈 劳动和职业是工会运动的主要问题,劳动和职业中展现出的分类、分层,或更宽泛地说,社会关系,通常是与外在的劳动相关。男女之间的工资差(1936—1937年集体协定强化了它),主要不是因为水平和技能上的差异,而是因为劳动领域外部的性别支配关系。劳动领域渗透着这种关系,甚至强化和加剧了这种支配关系,即便是在工薪阶层的分化松弛了妇女依附关系的时代。 无论是好是坏,工会现在都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劳动与外在劳动的结合推动工会(根据其方针而时代各有不同)去关心移民的权益,促使它们走出狭隘的职业圈子,考虑住房、教育培训、文化、休闲、健康、消费和环境等问题……工会视阈的扩大和多元化,有利于从剥削这一排他性主题转向支配的问题。对这些领域的介入跟其他组织的行动交叉在一起。这个交叉意味着某种紧张和重合。这种现象在质疑:工会对普遍利益问题作自我理解的倾向、它在政治领域中的定位是否合适——政治领域从期待中的就业、收入或社会保护政策评估,到社会选择方案的制订、制度性优选和价值观的确认(如和平主义,捍卫自由、反法西斯主义、反全球化……)。 工会行动中强调的战斗性反应和精诚团结,从基础社交中汲取资源,后者的忠诚原则构成工会归属长期性的根基。与劳动连接在一起的技术—职业方面的合作,决不可仅仅理解为生产活动所必需。这种合作既是人文的,也是社会的,它在错综复杂的家庭、友谊、邻里、代际、结社、宗教和政治的网络中,把情感和理智结合在一起。当然,情感和理智受情景的刺激或制约。在长期的斗争中,这类联系会松弛,会重建。通过1936—1968年间电影中的各类机构、舞厅、体育比赛、贞节少女游行等的关注,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整个工薪阶层动员的人类学动力源泉 [32]。法国总工会社会史研究所的照片资料馆中,有数十万印版和底片,其中有关罢工、集会和游行的画面多得惊人。当然,资料馆中还有很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场景,但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反映的是车间和工场的内部状况,拍摄者是工会活动者本人,或法国总工会新闻机构的摄影师,后者与工会活跃分子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可以现场拍摄工人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这些渠道,对于工会的关注可以达到对其社会生态的理解:正是这种生态提供了工会研究的各种要素。 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特别的社交形式的存在,它们在特定的工会时空中的介入会非常强大,足以附加在工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甚至取而代之。这种现象依据介入和职务的层次而出现,部分来说也取决于在组织中的资历、与其他群体可能存在的归属关系(这些群体可以使得经验平常化或等级化)。在这方面,有关工会共产主义和法国共产党干部选举模式的研究,要求人们重新思考传送带和共产党的至上地位的老调,并重估党与工会的关系、共产党的阶级根基和基干活动分子的维持方式[33]。最近一篇博士论文,以几百个小时的直播节母“洛林的钢铁之心”为材料依据,这个节目是法共“战斗电台”不同寻常的“言语辩论”节目。该论文旨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细腻研究,它探讨的是这个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的堡垒中的战斗气质、工人准则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关系是稳定的。 (三)对某些特殊性回归的当代工会运动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政治变动,确立了作为公民权的经济保障的财产权。这些变动在完成这一事业时,确立了中产阶级的优先地位,这些阶级较少受被趋向两极的影响,但在整个19世纪,极化现象在英国和德国表现得很严重。由此产生出一种独特而长时段的社会外貌,其特征在于划分身份的模糊性,因为这个中产阶级的基础是乡村工业和手工业,而这两个领域具有多面性和间断性的特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都没有进入构成无产阶级与社会对立所需要的那种集中程度的门槛,而这种与社会对立在法国各邻国是可以看到的。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和相近性便利了共同价值的交换和共享。在大众阶层之中,工人的孤立程度最小,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等阶级的对立也最小,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尤其是一个由“集团”和“阵线”组成的国度的原因。 从1848年起,劳动者的形象就自觉地与城乡“小民”混合在一起,但这就混淆了工人自己特有的利益表达。拒绝充当协助势力就意味着获得自治。组织上的分离主义来自这一事实:要想获得某种地位,必须先自我承认。最初的工人结社实现了这种职业身份的区分,并确认了工人的骄傲感:他们意识到“产业无产阶级是最有用的人” [34]。 然而,自治的选择因为后革命时代对“工人公民身份”的向往而有所冲淡,这个目标又被另一个计划继承和扩大,后者将工人阶级的解放置于整个人类的解放之内,并提出了工人霸权的思想。1914年前法国总工会的直接行动或革命泛工团主义所期待的是一种政党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后者无力将自己改造成“阶级政党”,以超越工人阶级政治服从所能容纳的内在躁动。共产主义的爆发和随后社会国家的建设,肯定改变了这种政治社会学前提,并有利于工会的抱负做出新的、多样性的自我限定。不管怎样,从1936和1968年的总罢工,从1918年总工会的“最低纲领”和1934年反法西斯的自觉行动,再到提倡自治乌托邦(中经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法国工会运动一直是更为广阔的历史画面的一个迷人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