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药物流通的全球史 药物的全球流通史近来成为医疗史研究的显学。这方面不得不提及Londa Schiebinger与Harold Cook的贡献。例如著名性别史研究者Londa Schiebinger编的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以及英国医学史家Harold J. Cook的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物的流通与商业及医学知识间的相互影响。 这两本书对日后医药的全球史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许多文章延续著书中的概念。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2013年的八月号，Cook与Timothy D. Walker就策划了一个“Mobilising Medicine: Trade & Healing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的专号，里头共收录五篇文章。(13)这个专号的作者都是对欧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各区域学有专精的学者，但这回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大西洋世界的医学的相互联系，而不是画出明显的边界。他们认为医学不仅只是概念和实践，还是那时商业与殖民事业构造的一部分。就Cook而言，近世以来西方人寻找有用的药物驱使着无数的人与物在全球移动，此现象延续了数世纪。这种寻找有用物资在新的全球商业中扮有重要地位。在探寻香料与医药的过程中，促使欧洲人与大西洋边缘的人们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当他们在进行医药交换时，一些像是新世界的外科与新奇信息的革新，也同时出现。这种交换线路的连结造就了大西洋商业，使得欧洲的船只不仅载送着人与货物，还运送着知识到各处。(14) 近代长距离贸易的戏剧性扩张对英国的健康照顾有怎么样的影响。Patrick Wallis提出新的证据，他考察了1567－1774年间输入英国的医药的起源、内容及规模。这些进口的药物变化得非常缓慢。在18世纪，有些共通的药如蕃泻叶(Senna)及Jesuit's bark是为大多数人所使用。英国对于外来药的需求提供了更多证据显示17世纪的医药消费的激烈扩展。(15)此外，还有学者开始更注意殖民大西洋地区的医学贸易。Pratik Chakrabarti编的《物质文化与帝国》(Materials and Empire)对于探索西印度与东印度之间的内部关连，开启了新的路径。医学在18世纪有个明显的翻转。随着知识与物质财富的轨迹，这本书揭露了医学如何在全球商业与战事的脉络下，获取新的物质主义与物质。并认为欧洲医学的知识发展与征服、殖民与殖民机构的设立历史有密切关连。这些作者们检视了文本、植物、矿物、殖民医院、药品说明、外科著作、传教士与旅行者，展示了这些都受到了18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物质构成的形塑。(16) 随着帝国在非洲扩张战争的结束，欧洲的药用化学兴起于19世纪末叶。Abena Dove Osseo－Asare透过殖民西非的毒毛旋花素(stophanthin)个案论述药物发现的全球史。(17)毒毛旋花素在1898年正式列入英国药典的名单中，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在黄金海岸正成为毒箭的攻击对象。作者引领我们阅读欧洲在西非的殖民地政治过程中药物发现的叙事，透露出药物发展与世界史的进展息息相关。 Thomas Dormandy则探索了罂粟鸦片的医学与非医学使用的全球史。他首先从提到4世纪前的埃及其他古文明使用鸦片的考古学证据。然后一直谈到20世纪，在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努力下，随着“1961年的麻醉品单一公约(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s)”的签订，达成全球禁用非医疗鸦片的协议。(18)Dormandy成功地描绘了鸦片类药物全球使用的全景。近来澳洲的科学史家Pols Hans撰文讨论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在荷属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欧洲医生及植物学家展现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的草药医学或Jamu的高度兴趣。在这两者之间，具有印欧血统的妇女扮演了调解者及引介者的角色，他们使得原住民医学对研究者而言变得更容易理解。(19)这种研究取向或许是日后中国医疗史研究者或者东亚医疗史研究者可以参考的地方。 我近来的“南京虫”的研究，也是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医疗史的问题。我关注的问题即是在战争体制下，日本作为一个殖民母国，如何透过在殖民地所遇到的在地疾病问题，研发出新式药物。这些化学新药不仅帮助了殖民地的医疗卫生改善，也影响了日本对中国战争时士兵的环境适应问题。此外，这些药物也对日本本身的化学制药企业有了不同层面的影响。(20) 有关药物的流通，虽有上述丰硕的成果，但学者较少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质问本草》的例子来说明。首先，本书可以再现当时18世纪至19世纪东亚的中日之间博物学知识交流的面貌。其次，本书中丰富的图像数据，可提供我们对于当时本草学知识如何建构有进一步的认识。亦即一本本草书籍如何制作，从调查、采集、写真、观看、鉴定、对话进而质疑，然后编辑出版，本书都是一个很好的微观对象。(21) 除了上述的研究视野之外，如何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切入，亦即探讨医学知识、商业文化与药物之间的关联性。《质问本草》或许可以放在药物知识与消费文化的脉络下来看。例如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东亚，出版了许多人参专书，当时的朝鲜、日本及中国约有四十几部这方面的书籍，可见这些东亚国家的医药知识与博物学的交流相当密切。唯有透过这些书籍的出版文化与医学知识互动的研究，才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东亚间的药物知识与博物学交流的实际面貌。(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