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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疾病、环境与医疗的全球史 传染病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彼此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传染病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可能扭转战争局势，或带来政治、社会的变迁；此外，它亦会影响人类文化活动的传布。有关这方面的研究，Alfred Crosby的The Columbian Exchange及William H. Mcneill的Plagues and Peoples可说是相关著作中的经典。日后西方许多有关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循着这两人的观点及模式。 早在1970年代，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 of 1492)一书就已经有全球医疗史的视野。这是一本结合医疗史、生态学与历史学的著作，论证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所带来的动植物及疾病对新大陆的美洲人的影响。之后，他又写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更进一步诠释上述概念并扩展研究范围，认为欧洲人将“生物旅行箱”携带至温和的新欧洲，在那里欧洲人取得了人口的优势。(23) 在Crosby之后，一位演化生物学家Jared Diamond延续这种强调物种的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概念，写了一本《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s of Human, Societies)，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24)Diamond更强调地理上的东西轴向的差异影响了动植物是否驯化的问题，这种地理和生物的因素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学界对此书已经有许多精辟的论证，关于这点，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什么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一书中的《传染》那章中，对Diamond的书有更为详尽的讨论，他说：“此外，戴蒙德还增加了一个地理学的难度，以此来解释非洲和美洲比起欧亚大陆相对孤立的状态，如何导致了人口稀少和其免疫力面临的挑战，这使他们在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面对工业化的、具有疾病抵抗力的欧洲人的冲击，在许多方面都措手不及。戴蒙德对历史大变迁的解释，与那些已为全球史学生所熟知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他赋予地理学和环境以决定性的份量，超过诸如文化、贸易甚至技术等其他因素。戴蒙德的著作在激发更多公众对全球史产生兴趣方面具有影响。”(25)可见这本书对于全球史的书写，仍有其正面意义。 近来疾病、环境与历史的课题分别受到中西方学界的重视，例如由Mark Elvin、刘翠溶合编的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26)Jared Diamond的Guns, Germs,And Steel，(27)以及美国环境史家J. R. McNeill的最近著作《蚊子帝国》。(28)在众多传染疾病中，鼠疫是较受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学者有Carol Benedict、曹树基、李玉尚、饭岛涉。其中，Carol Benedict的鼠疫研究Bubonic Plague in 19th－Century China(1996)是讨论19世纪末中国鼠疫的疾病史的专著。最新的研究则有曹树基与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近代亚洲的鼠疫问题与“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及“殖民医疗(colonial medicine)”息息相关。有学者认为，“国家医学”是19世纪才在欧洲及北美逐渐发展的观念，它的中心思想是国家有主要责任去保障公众的健康，因此为了全民利益，国家有权利亦有义务去将卫生学的观念及公共卫生措施加于私人身上。要了解近代中国“国家医学”的发展，当时一些在中国有租界地的国家如英、美、德、日的殖民地医学发展就不得不谈，而这些殖民地医学又与他们本国的国家医学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三者关系呈现一幅错综复杂的局面。例如，香港的鼠疫防治受了英国的影响，袁世凯的北洋公共卫生部门是德、日模式，伍连德于1912年成立的“北满州鼠疫防疫署”则深受德国影响。 除了鼠疫之外，另外一个受到重视的疾病是痲疯病。有关近代亚洲的痲疯病研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29)其中比较有全球视野的是梁其姿的新著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本书的重点有三：一是提供了中国史中数个世纪以来的痲疯病的历史图像；其二是将中国的痲疯病史放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及帝国险境的全球化脉络下；最后，透过近代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联系，这本书显现了中国对于疾病史、公共卫生及全世界的生物学的权力政体的传播经验的中心地位。(30)痲疯病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是全球瞩目的疾病。19世纪后期开始，殖民主义赋予痲疯病两种新的意义：作为种族优劣的评定标准与威胁全球的流行病。19世纪痲疯病相关论述的主导者是西方基督教强国。而中国在此论述中成为典型的落后有色种族，需要西方科学、精神及宗教救赎。与此同时，中国同样被认定为危及全世界的痲疯输出国，中国的劳工移民也成为各国加强防范的传染病源。清末社会菁英对痲疯病的言论，部分受到白种殖民者的偏见的启发。由于中国往外移民的较他国为多，更被指责为痲疯流行全球的罪魁祸首。事实上，19世纪末的华人移民在时间上较晚，不可能是此疾病传至各地的元凶。但是在当时殖民主义的高峰期，华人移民被误认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痲疯病的病症明显且丑陋，强烈象征着中国近代病重的政治身体，并证明中国人为劣质的民族。此外，它还被认为是可传染的，会危及全球的健康。这些负面形象使得主政者认为唯有去除传染病的威胁，才能证明中国已进入文明之途及现代化的发展。梁其姿还提醒读者，这种民族被污名化所带来的羞耻感，不仅影响中国，也促使日本成为亚洲诸国中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1915年日本发起鼓励病患绝育、强迫堕胎运动。到了1931年，更通过病患终身被隔离法令。1941年时，日本被隔离的病患已达78％，之后更高达九成。与当时日本一样，民国时期救济痲疯运动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激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强化种族、国家是此运动的最终目标。这无疑是当时西方“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型态所激发出来的。类似的情况，我们在Loh Kah Seng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痲疯病个案研究中可以见到，这书受到“国际痲疯病组织”所提供全球医疗史计划的赞助。他清楚揭露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对痲疯病患者的强迫隔离的长期政策的阴暗面。(31) 天花也是很受关注的全球疾病之一。Ann Jannetta的The Vaccinators(种痘师)一书关注日本自1850年代以来，为了要防治天花，其医学如何从兰医、汉医转变至西方医学。作者采取全球史的视野，探讨Jenerian的种牛痘技术如何在半世纪后，飘洋过海地从乡村英国，“全球流传(global transmission)”到日本。其中有一章探索18世纪时，天花病毒如何造成全球性的威胁，以及如何认同主要的预防策略。(32) 有的疾病史书写就直接标榜全球史，例如James Webb的疟疾研究。这本书透过构筑来自于无数的知识领域、医疗史、寄生物学、昆虫学或是人口遗传的讯息，来描绘疟疾的全球史，换言之，全书建构了一个大的疾病叙事与地理图像。他透露了怎样的历史发展历程加速了疟疾传播到新的区域？如何适应像Duffy effect及镰状细胞(sickle cell)的疾病？与疾病有关的激进论述是如何产生的？在特别的历史时代，这些如何强化政治体系？综观整本书，疟疾在形塑人类活动中，隐然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33) 有的则将疾病当作传记来书写，Mark Jackson的气喘(Asthma)的历史就是其中的例子。他追溯气喘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运用了从普鲁斯特的传记与文学评论到气喘病人的亲身经历。其中有两章以英国史为例，处理过敏、肾上腺素医学及现代流行病学。并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美国、澳洲，特别是纽西兰。书中也处理了像肾上腺素(epinephrine)、可的松(cortisone)以及所熟知的β肾上腺素吸入器，究竟是如何地取代地方性的救治与像“半边莲(lobelia)”那样的植物性医药的全球贸易。(34) 殖民医疗也是全球疾病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往近代亚洲的疾病研究课题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近来则改从殖民医学的角度重新观察帝国主义医疗。自1970年代以来，史家已经开始探查所谓的西方医学、殖民统治与在地治疗间的彼此关系，一般的关注焦点在于欧洲的统治范围：印度与大英帝国是最好的范例。近来，这样的研究取向有些改观。Anne Digby等学者编的Crossing Colonial Historiographies可做为代表。他们强调要将殖民(colonial)与在地的(indigenous)医学历史，放在一个跨国的(transnational)脉络下检视。这本论文集的作者正推广“复数医学”(plural medicine)以及将关键历史放在印度及南非的脉络下探讨。(35)东亚部分可以日本学者饭岛涉的研究为代表。他在《作为历史指标的传染病》一文中提到：“医疗以及卫生事业是推行殖民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许多医学家以及动物学家推动了传染病以及热带医学的发展(殖民医学)，以此为基础，在建立医疗、卫生行政的幌子下，殖民统治得以强化(帝国主义医疗，imperial medicine)。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各国均试图对中国进行侵略，这也是帝国医疗强行进入中国的过程。为对抗帝国医疗，中国开始着手建立卫生事业，中国的卫生事业是在应对鼠疫流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36)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研究方法基本上是采取殖民医疗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或台湾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经过。他们几乎有一致的共识，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现代医学都在进行一种殖民的过程，他们追求的是对身体的垄断权力”。这些研究提醒我们，若把“帝国”纳入考虑，我们就不会陷入以现代医学为标竿而忽略帝国扩张的历史脉络，进而沦入史学界早已避免的进步史观，而做出偏狭的论证与评断。(37)而20世纪初期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公共卫生发展亦可说是日本母国“新医学”的移植。究竟这些西方医学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近来一些殖民主义与医学的研究成果颇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学者William Johnston及日本学者福田真人都于1995年不约而同出版近代日本结核病史的专著，这两本著作都有相当大篇幅涉及国家医学与疾病的课题。近来，Flurin Condrau与Michael Worboys合编的Tuberculosis Then and Now也提出了有关当WHO在1993年宣布肺结核成为全球危机后，肺结核史的研究变成医疗史新关注的问题。在书中，他们提出了新的视野，例如强调病人的经验，公众与活动者与反肺结核政策的合流特点。(38)有关疾病、现代性与殖民医疗的课题，梁其姿的《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有进一步的精彩论析。这篇文章就中国医疗史所反映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尝试提出反省。文中提出三个思考的方向：第一，19世纪中叶以来，西洋医药的引进引起了医学知识与医疗制度的变革。此时，中国在时序上走进了“近代”。第二，有关“近代”西方医疗史的发展背景。梁其姿认为西方的“近代”医疗制度的复杂历史因素是独特的，中国并没有类似经验。同时，概略地综合近来西方学者对“近代性”的批判，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取向。第三，我们应更灵活地思考中国“近代性”的问题。即“近代性”并不一定是19世纪以后中国医疗史的特色。换言之，或许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现象来看，这些透露出类似现代社会的医疗理性、创新与策略。(39) 而有关疾病与环境的全球史讨论，近代“卫生”的概念也是重要的课题之一。自古以来就有“卫生”此名词，其词意上的更新诠释了有关个人及国体健康观念“现代化”的特色。近年来学者对近代“卫生”一词在词意上、内容上的转变，已有不少深入的研究，例如刘士永、雷祥麟、余新忠。美国学者Rogaski更以提出hygienic modernity一词来翻译含义复杂的近代“卫生”一词。此词所隐含的意义不只是狭义的与医疗、人民健康有关的行政制度。在清末民初间中国所处的困境中，“卫生”更透露多层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政体、社会与个人从落后、“病态”的传统提升到“健全”的“现代”文明的需要。讲求卫生不单是个人身体与精神上的提升，更是民族国家集体的提升，“卫生”一词意味着“健康”不再单是个人“养生”的问题，而已成为公共领域事务。经过明治时期的日本再传入中国之后，巧妙地诠释了一个源自传统，但企图突破传统以求快速进入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诉求与方法。因此，建立现代的“公共卫生”也成为此时公认的一项重要的国民任务。(40) (责任编辑：admin) |